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生培养的最终成果，是对博士生的基础知识、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学术道德、写作功底等素质的综合检阅。经过长达几年时间的钻研和写作，再经过评审专家的考察，已获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博士论文不仅需要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反映出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积累水平；而且还体现了本国中亚问题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往往代表着学术界较高的发展水平。就此而言，博士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应该能较好反映出中国中亚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发展趋势。
| 题名 | 作者 | 单位 | 摘要 | 年 | 页码 |
| 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战略研究 | 孔伟光 | 山东大学 | 特朗普政府将大国竞争视为首要战略关切,对华态度也较上届政府发生较大转变,并将中国定位为…… | 2021 | 181 |
| 中亚夏季极端降水变化的多尺度特征及影响机理 | 马茜蓉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中亚干旱半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一。中亚地区具有冬、夏季多降水和山区多降水的特征。近几十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中亚地区降水出现增加趋势;极端降水事件不确定性和强度增加;相关次生灾害和经济损失呈指数上升。1990s左右中亚五国地区台站观测气象数据的中断致使中亚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研究的基础数据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深入研究中亚地区夏季极端降水变化特征及其物理机制,对提高干旱区极端事件认识、极端降水预报水平、灾害防御部署和水资源合理分配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因此,本论文通过观测和再分析资料结合,利用气象统计和天气学动力分析方法以及数值模式模拟,系统地分析了中亚夏季极端降水变化特征及多尺度耦合对其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1979-2018年中亚夏季极端降水整体呈现增加趋势,以中亚东部地区(65°E以东)增加最显著。选取CPC(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CPC)逐日降水数据作为本研究基础数据,该资料能够较好地刻画中亚夏季降水的特征并发现:中亚地区夏季降水和极端降水具有由北向南逐渐递减和山区多降水的特征,且均存在准3年和准10年尺度周期;中亚夏季极端降水对降水的贡献率可达51.5%;近40年中亚夏季降水和极端降水呈现显著增加趋势,并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以中亚东部地区(65°E以东地区)显著增加为主,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北部和天山地区;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在2000年后呈现显著的年代际增加,最近十年极端降水强度和发生概率增加最显著。2.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年代际增加受大尺度环流和关键环流因子年代际加强影响。欧亚大陆上空50°N附近异常的准定常波列影响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年际变化,其特征为:北大西洋高纬、中亚地区气旋性异常加强,北大西洋低纬地区、欧洲和东亚地区反气旋异常加强;环流异常导致巴尔喀什湖附近长波槽加深,高纬巴伦支海和喀拉海地区的水汽和西南暖湿水汽向中亚东部输送并在槽前辐合上升;NAO(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NAO)和EA/WR(East Atlantic/Western Russia,EA/WR)负位相加强是影响上述准定常波列异常的关键环流因子,2000年后影响极端降水的异常环流和关键环流因子年代际加强导致极端降水年代际增加。3.天气尺度瞬变和大尺度环流异常共同作用使得长波槽脊发展、天气尺度瞬变扰动加强以及中小尺度涡旋活动增加,导致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增加。发生极端降水时低层和中层天气尺度动能传输是动能增加的主要贡献项之一。大尺度环流异常背景下,欧亚大陆上空有两组天气尺度的瞬变波通过增加中亚东部地区的瞬变涡活动和瞬变扰动动能,使得中亚地区气旋性异常加强,巴尔喀什湖长波槽加深。加深的长波槽促进中亚南部暖湿水汽和中小尺度涡旋沿槽前西南气流向中亚东部地区输送,导致该地区极端降水增加。与此同时,当天山地区发生极端降水时,地形抬升激发更多的小尺度涡旋,并随着槽前西南气流继续向北输送至哈萨克斯坦北部,为该地区极端降水维持和加强提供了水汽和动力条件,最终在不同尺度环流共同作用影响下导致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增加。4.北大西洋夏季海温异常和巴伦支海春季海冰退化是影响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增加的重要外强迫因子。北大西洋海温变化呈现出“+-+”的纬向分布特征,其中高纬地区海温增加速率更快,使得50°N附近海温梯度增大,Rossby波能量向东频散加强,导致影响极端降水的大尺度环流异常加强。北大西洋高纬海温年代际升温与环流异常和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年代际增加密切相关。北大西洋中低纬海温正异常通过影响30°N附近准定常波列导致印度半岛和东亚地区反气旋加强促进向中亚输送的偏西南水汽和NAO、EA/WR负位相年际加强,影响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增加。春季巴伦支海海冰融化,一方面通过加强巴伦支海至喀拉海地区低压异常来加深巴尔喀什湖附进的长波槽,影响哈萨克斯坦北部极端降水增加。另一方面导致夏季巴伦支海至喀拉海和北大西洋高纬海温正异常加强,分别通过加强极地-欧亚大陆遥相关型,EA/WR和NAO负位相来影响中亚东部极端降水年际和年代际增加。 | 2021 | 128 |
| 冷战后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研究 | 杨张锋 | 西北大学 | 身份指是研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身份界定国家利益,进而决定国家的行为。身份既产生于国家之间的互动,也源于国家内部各类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是领导层确定本国身份的基础,身份和外交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土耳其建国后,凯末尔确立了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国家身份,实行和平、孤立的外交政策。冷战期间土耳其选择加入西方身份,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中亚国家先后独立,土耳其的领导层先后确立了“领导者”、“桥梁国家”、“中心强国”的身份,并以这些不同的身份为指引制定出了各个时期的中亚政策。根据冷战后土耳其身份的变化,可以将它的中亚政策划分为厄扎尔、联合政府和正义与发展党三个时期。在厄扎尔时期(1991至1993年),美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俄罗斯无暇顾及中亚,西方支持土耳其在中亚发挥影响,土耳其在中亚面临历史性机遇。在国内,凯末尔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均支持土耳其在中亚实施积极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厄扎尔领导集体为土耳其确立了中亚“领导者”的身份。通过建立突厥语国家峰会、提供大规模援助、设立学生交流项目、鼓励中亚国家进行字母拉丁化改革等措施,土耳其试图建立一个由其“领导”的突厥语国家联盟。然而,中亚国家虽然欢迎土耳其的投资、援助及其它形式的帮助,但拒绝有关突厥语国家联盟的倡议,因此土耳其追求的“领导者”身份无果而终。在联合政府时期(1993年至2002年),美俄关系由合作走向竞争,俄罗斯出台“近邻政策”,而美国制定了针锋相对的“新中亚战略”。受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土耳其政治动荡不安,经济背负外债和通货膨胀双重压力。德米雷尔和奇莱尔领导集体出于加入欧盟的现实需要,为土耳其确立了连接欧洲与中亚的“桥梁”身份。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峰会保持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争取中亚国家支持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在能源领域,土耳其在美国帮助下获得了巴库-杰伊汉石油管道项目,另一方面又与俄罗斯签署了“蓝溪”天然气管道协议,实现了成为能源走廊的目标。在文化方面,土耳其在继续吸引中亚学生到土耳其留学的同时,注重在中亚兴办各类学校,推广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化,提升土耳其在中亚的软实力。在援助领域,土耳其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援助重点,弥补其中亚外交政策的短板。从双边关系的角度看,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恶化,与其他国家关系基本正常。在联合政府时期,中亚国家对与土耳其发展政治关系热情下降,但愿意与土耳其进行经贸合作。土耳其的“桥梁”身份得到了中亚国家的一定支持,但却没有获得欧盟的认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2002年至今),土耳其在中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大为改观。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为土耳其在中亚发挥影响提供了良好机遇,普京执政后俄罗斯表现出与土耳其合作的态度。土耳其国内政治稳定,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具备了在中亚发挥影响的条件。正发党领导集体为土耳其确立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多地区“中心强国”身份。2009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建立使土耳其拥有了一个能够在欧亚大陆发挥影响的国际组织,借助该组织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在经贸、交通、海关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影响不断扩大。在能源领域,土耳其借助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和巴库-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的优势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已经通过上述管道向土耳其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土耳其正在接近能源枢纽国的目标。在援助方面,土耳其对国际合作与协调署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改革,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为重点援助对象,旨在强化两国对土耳其的支持。此外,土耳其加大了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援助,试图在中亚的安全领域发挥影响。目前,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双边关系,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第一层次,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为第二层次,塔吉克斯坦处于第三层次。从效果上看,中亚国家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给予了积极响应,土耳其与中亚之间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心强国”身份突出了土耳其的主体地位,对中亚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其长远的效果还有待于观察。纵向来看,土耳其的中亚外交政策受到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首先,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和政策决定了土耳其不可能实现建立突厥语国家联盟的目标,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降低了中亚国家与土耳其合作的力度,俄罗斯在中亚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增加了土耳其实现能源外交目标的阻力。其次,美俄博弈有可能造成中亚动荡,使土耳其面临不确定的地区环境;土耳其需要在美俄之间进行平衡、避免被拖入冲突;美、俄博弈还会造成中亚国家外交取向分化,土耳其需要实现中亚各国的外交取向与自身中亚外交政策的融合,使中亚国家朝着与土耳其合作的方向发展。再次,伊朗作为中亚事务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冷战结束初期与土耳其在中亚展开地缘竞争,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逐渐转向合作。伊朗在经贸、文化领域与土耳其存在一定竞争关系,但共同利益决定了双方在中亚的合作要大于竞争。从中亚方面看,各国在民族、资源、边界等方面存在诸多纷争,土耳其必须谨慎处理中亚内部的争端;中亚各国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决定了土耳其不可能在中亚获得比当前更大的影响力。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当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中东和周边地区,中亚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此外,官僚部门之间的博弈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有损于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的协调与统一,使土耳其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中亚政策。本文主要研究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身份选择指引了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的发展。第二,俄罗斯因素对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影响突出。第三,文化、援助、能源一直是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领域。第四,塔吉克斯坦在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中处于边缘,但并没有被土耳其所忽视。土耳其在中亚主要扮演了泛突厥文化的倡导者、西方的盟友、务实的合作者三种角色。展望未来,土耳其的中亚外交政策将继续以与俄罗斯合作为前提,中亚依然处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边缘,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层次将保持现状,如何确立稳定、合理的身份并得到国际的认同未来仍是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中亚是中国的西邻,土耳其中亚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安全和能源利益具有一定负面影响。然而合作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中国与土耳其在中亚反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 2021 | 195 |
| 中亚国家生态政策差异性及其效果评价 | 郝韵 | 新疆大学 | 本研究中,中亚国家专指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该地区众多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国际关注,包括水资源使用过量、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等,特别是由过度灌溉造成咸海来水锐减引发的咸海危机,成为该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缩影。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中亚五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广泛且深远,为改变现状,中亚五国相继出台生态政策法规,体现国家立场和对咸海问题的重视程度。对各国生态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将有利于掌握政策体系的成效和现存问题,可为中亚国家今后联合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科学参考,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同时支撑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因此,本研究以中亚国家生态政策为核心研究对象,以政策评价理论为指导,以“中亚生态环境恶化——政策和管理差异性影响生态保护——单一国家政策效果欠佳——构建生态政策协调国际机制”为基本逻辑框架,采用文献与归纳、实地调研、统计分析、对比分析、案例分析、遥感与GIS、数据包络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方法,探究中亚五国生态保护政策、生态管理的差异性,以及政策差异性对生态环境状况的影响,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开展生态保护政策效果综合评价,将遥感地理分析方法引入政策效果分析的研究框架,对中亚地区现存区域机制和国际机制分析及评估,提出上海合作组织参与该地区生态治理的路径方案。通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中亚五国生态保护政策差异性是导致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中亚五国生态保护政策完善程度不同,各国在制定本国生态环境政策时本位现象突出,行动步调不一致,直接导致咸海生态危机;中亚五国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生态政策侧重点不尽相同,难以在政策层面协商一致;中亚五国生态管理主体及其地位不同,导致利益诉求多样化,各国在联合解决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时沟通渠道不畅,决策过程复杂,时间成本较大。二、中亚国家生态保护政策效果具有空间特征,其影响因素多样。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和工农业发展均衡地区的生态保护政策相对有效,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大城市生态政策效果较好;生态保护政策效果相对较差的地区为资源开发型区域,经济主要依靠石油、铁等矿产资源采掘、加工业,生态环境压力大。三、解决中亚地区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国际组织统一协调,制定各国认可的区域生态环境政策。生态保护政策效果受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水平、科技进步、发展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组织在协调中亚五国制定区域生态环境政策时需拓宽思路,兼顾自然、社会、经济多角度制定区域系统的生态保护政策。四、构建中国参与中亚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路径。中国应以大国担当的责任,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发挥人才、技术、管理等优势,要坚持双轮驱动,智力基础设施是关键、物质基础设施是基石,协调中亚国家加强生态保护重点领域的多边合作,倡导绿色丝绸之路。 | 2021 | 176 |
| 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大国博弈 | 陈军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英俄两个世界性大国在中亚地区近百年的博弈和对抗,为近代地缘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推动了地缘政治学说的兴起和发展。中亚地区成为近代地缘政治学说的萌发因素,又是现代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地和实施地;从古至今因其重要的地缘价值被世界强国瞩目争夺。大国在中亚博弈的过程中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地缘战略的舞台,从早期美、俄、欧的地缘政治战略为主,到现在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走强,预计将来地缘文化战略重要性将逐渐凸显。本文认为借鉴大国在中亚不同性质博弈的经验教训,中国要在中亚成功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必须以地缘经济为核心,以基于集体共同利益、合作型非零和博弈的综合地缘战略思想为指导,地缘经济战略、地缘文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三位一体,才能圆满成功。本文有四方面的创新点:试图建立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综合分析框架,在此框架内展开对美国、俄罗斯、欧盟等棋手在中亚地区博弈互动的分析,以期更为真实和详细地认识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现实;具有观点的创新,认为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上,更体现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等领域,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是一个综合互动的历史过程,有较强的复杂性;对美国、俄罗斯、欧盟这三个世界级博弈主角的中亚政策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大国中亚政策的不同动因、重点和具体的实施策略,这一部分内容既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分析比较美、俄、欧等中亚博弈棋手以基于个体不同利益、零和博弈性质、地缘政治为核心的中亚地缘战略的局限,创新性地建构了以地缘经济为核心,以避免战争、减少对抗、加强合作、多元共存为特征,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三位一体,基于集体共同利益、合作型非零和博弈性质的综合地缘战略,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构建中亚地区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这是本文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通过对西方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分析,发现西方的地缘战略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为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遏制他国提供理论支持,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基于个体不同利益、以零和博弈为主要内容的地缘战略思想。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政治的部分现实,但并未完全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西方的地缘战略思想越来越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国际政治的现实,是一种落后的地缘战略思想。本文认为,中国在中亚的地缘战略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另一方面,必须科学理性地谋划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和地缘文化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反驳西方国家基于争夺、对抗、零和博弈的逻辑,对中国的外交行为横加指责,破解“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消极影响,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更好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美、俄、欧三个中亚博弈棋手的综合地缘战略大多数是基于个体不同利益、以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为核心的。但是,它们在中亚都遭遇了不同阶段的阻碍:对于美国的颜色革命和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和并的大中亚计划、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吞并克里米亚后实施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为主的中亚战略、欧盟在新旧中亚战略中都推行西式民主人权、西方价值观的规范外交和将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合并的中亚战略,中亚各国都心存恐惧、疑虑和担忧,并作为平衡外交的博弈应对。中亚博弈又以美俄博弈为重点,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十年;其中俄罗斯传统势力不可低估,存量大,但增量小;美国是中亚博弈的后来者,存量小,但增量大。与此相反,中国主要是在2013年前后成为中亚迅速上升的力量,提倡以地缘经济为核心,以避免战争、减少对抗、加强合作、多元共存为特征,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三位一体,基于集体共同利益、具有合作型非零和博弈性质的综合地缘战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平台和载体,以构建中亚地区命运共同体为使命,是没有任何地缘政治附加条件的建设型、发展型、友好型、共享型区域运作模式,获得了中亚绝大部分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亮点和示范。 | 2021 | 150 |
| 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权衡协同关系研究 | 丁茜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作为连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重要纽带,对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研究是探索人地耦合关系和开展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中亚地区地处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地带,是生态较为敏感脆弱的地区,且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目前对干旱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比较缺乏。因此,本文以中亚干旱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时空数据和多种模型方法揭示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特征,以此推进干旱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与应用,为区域的生态系统管理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基于InVEST模型对中亚地区的碳储存、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4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和制图研究,结合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法,定量识别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显著的地带性分布差异和空间集聚现象;1995～2015年中亚地区产水量、土壤保持量和碳储量呈增长趋势,生境质量变化相对较小。(2)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利用聚类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方法展开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和生态系统服务热点均呈现显著的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北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高于南部地区,东部山区是提供多种服务的高价值区域。(3)利用相关系数法、均方根误差法等统计参数分析研究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效应。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各异;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指数呈现地带性分布规律,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以垂直地带性为主,其他权衡关系以纬度地带性为主。(4)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展开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关系的驱动力研究,揭示自然、社会经济等影响因子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地覆被、地形和气候,而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和土壤组分构成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关系的影响较小。 | 2021 | 159 |
| 敦煌地块古生代岩浆作用及其对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的响应 | 甘保平 | 西北大学 | 敦煌地块位于塔里木克拉通和华北克拉通的衔接部位,为中亚造山带南缘具有前寒武纪变质基底的一个微陆块。敦煌地块在古生代经历了多期次、多阶段的构造演化过程,并形成了一些复杂的岩浆-变质杂岩,被认为与古亚洲洋南部俯冲-闭合过程中相关的造山事件密切有关,且其中的花岗质岩浆的成因和动力学机制对于揭示敦煌地块大陆地壳的演化和中亚造山带南缘的构造演化过程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质意义。本论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野外地质调研,选取敦煌地块北部的古生代花岗质岩石为研究对象,开展系统的岩相学、岩石学、锆石U-Pb年代学、主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矿物地球化学以及同位素地球化学(Sr-Nd-Pb-Hf)研究,试图揭示研究区古生代岩浆活动的时空分布规律,阐明古生代不同时期的岩石单元的成因机制、构造背景及深部动力学过程,从而为探讨敦煌地块古生代地壳演化和中亚造山带南缘的构造演化过程提供了依据,且取得了以下几点认识:(1)在敦煌地块东北部梁湖-小宛-大坡口子地区识别出了一套寒武纪花岗岩,锆石U-Pb年代学结果表明其侵位年龄约为510±2 Ma,为目前报道敦煌地区古生代时期最古老的深成侵入体。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其属于准铝质、钙碱性I型花岗岩,具有正的ε_(Hf)(t)值(+11.0～+14.7)和ε_(Nd)(t)值(+2.3～+5.6),对应的模式年龄分别为754～520 Ma和970～740 Ma,以及高的放射性成因Pb同位素特征,表明岩浆起源于新生地壳的部分熔融作用,并有少量地幔物质的加入。其中的大坡口子细粒花岗岩具有埃达克质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如Sr=730–733 ppm,Y=1.84–1.93 ppm和Yb=～0.21 ppm,Sr/Y=380–398,属于加厚的新生地壳(至少大于40 km的地壳深度)部分熔融的产物。结合区域地质,本研究认为敦煌地块中这些寒武纪岩体形成于一个大陆弧的构造背景,为古亚洲洋南缘俯冲作用相关岩浆事件的产物,推测古亚洲洋南缘的初始俯冲时间可能发生于早寒武世。(2)敦煌地块奥陶和志留纪的岩浆岩主要出露在北部瓜州南地区,以梁湖石英闪长岩和十工二长花岗岩为代表,锆石U-Pb定年结果表明其侵位年龄分别为455±3 Ma和431±3 Ma。地球化学特征表明二者都属于准铝质、钙碱性I型花岗岩类岩石,且具有高Sr和低Y含量,以及高的Sr/Y比值,指示具有埃达克质岩石的属性。石英闪长岩具有负的ε_(Nd)(t)值(-1.3～-3.2)和正的ε_(Hf)(t)值(+3.8～+8.0),对应的模式年龄分别为1120～1090 Ma和1165～906 Ma,较高的Mg O-Cr-Ni含量和Mg~#值以及Ba/La和La/Sm比值,表明其岩浆可能起源于俯冲板片(沉积物熔体+流体)部分熔融作用,随后与上覆地幔楔内的橄榄岩发生相互作用,后续在上升过程中同化了地壳物质,形成于俯冲相关的构造背景。二长花岗岩具有负的ε_(Nd)(t)值(-3.6)和正到负且变化较大的ε_(Hf)(t)值(-2.5～+3.0),对应的模式年龄分别为1320 Ma和1197～547 Ma,低的Mg O,Mg~#值以及Cr-Ni-Co含量,表明其岩浆源区是由加厚的新生地壳和中元古代地壳物质混合而成,并且伴有少量的地幔物质参与,属于同碰撞构造背景下的岩浆产物。通过地壳厚度的初步估算,结果显示敦煌地块早志留世地壳厚度可高达50～55 km,推测是由古亚洲洋俯冲过程中幔源岩浆底侵以及后续敦煌地块和北山造山带最南部石板山地体大约在440～430 Ma发生碰撞所致。(3)敦煌地块泥盆纪花岗岩类主要分布在三危山-东水沟-蘑菇台地区,其中东水沟岩体为复式岩体,由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岩组成,锆石U-Pb年代学结果表明其侵位年龄为390～380 Ma,侵入花岗闪长岩中的晚期英安斑岩形成年龄为367±4Ma。早期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晚期侵入体英安斑岩具有岛弧岩浆的地球化学特征,属于中-高钾、钙碱性、准铝质岩系,其中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具有正的ε_(Nd)(t)值(-0.73～+0.38)和ε_(Hf)(t)值(+3.12～+10.7),对应的模式年龄分别为1.12～1.04 Ga和1.15～0.83 Ga,以及显示下地壳属性的Pb同位素组成。这些岛弧岩浆岩均被认为是在镁铁质幔源岩浆底侵作用下,诱发新生玄武质下地壳部分熔融作用的产物。黑云母花岗岩具有高Sr,低Y含量以及高的Sr/Y比值,表明具有埃达克质岩石的属性。此外,它们还具有高的Cr-Ni含量和Mg~#值,正的ε_(Nd)(t)值(+3.0),负到正且变化较大的ε_(Hf)(t)值(-3.67～+12.2,大部分大于0),对应的模式年龄分别为1.34～0.57 Ga和0.82 Ga,以及低的Pb同位素组成,这些特征表明其可能起源于俯冲板片的部分熔融作用,随后与上覆地幔楔橄榄岩发生相互作用,并且岩浆上升期间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中元古代地壳的混染。(4)本研究从三危山-黄水沟北地区敦煌群中厘定出了450～440 Ma的片麻状英云闪长岩(属于第二、三岩组)和368±3 Ma的酸性火山岩(属于第四岩组)。片麻状英云闪长岩具有岛弧岩浆的特征,显示相对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如Rb,Ba,U和Pb),亏损高场强元素(如Nb,Ta和Ti)的特征,具有变化范围较大的ε_(Hf)(t)值(-9.7～+10.4),表明岩浆起源于新生地壳物质和古老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作用。三危山酸性火山岩有负的ε_(Hf)(t)值(-5.6～-1.9),古元古代的模式年龄(平均年龄为1640 Ma),指示岩浆起源于古老下地壳物质的熔融。结合已有的研究,表明敦煌群可能最晚形成于晚泥盆世(～368Ma),并非之前所认为的形成于1.95～1.83 Ga。(5)综合已有的研究,本论文认为敦煌地块属于中亚造山带南部的一个具有太古代-古元古代变质结晶基底微陆块。在早寒武世沉积盖层形成之后,在古生代乃至中生代其遭受了古亚洲洋南部俯冲-增生造山作用过程的强烈改造,使其地壳发生活化,在整个敦煌地区形成了广泛的寒武纪-二叠纪岩浆岩和晚奥陶世-泥盆纪变质岩。其中古生代岩浆作用大致可划分为六期:中寒武世(～510 Ma),晚奥陶世-早志留世(～440 Ma),早泥盆世(～410 Ma),晚泥盆世(390～360 Ma),中石炭世(～335 Ma),中-晚二叠世(～250～280 Ma),这些时代所发育的岩浆岩大部分属于富钠、钙碱性、准铝质-弱过铝质的I型花岗质岩石系列。敦煌地块经历了早古生代俯冲-碰撞造山过程和晚古生代俯冲-碰撞-伸展的两期构造演化过程,并在志留纪和石炭纪发生了两次地壳增厚事件(厚度达50～55 km)。此外,敦煌地块小宛地区和三危山地区分别属于寒武纪和泥盆纪时期的岩浆弧,该弧岩浆作用可能对敦煌地块北部古生代的地壳生长起了重要作用,而敦煌地块南部晚志留世-石炭纪岩浆作用事件主要以古老地壳再造为主。 | 2021 | 256 |
| 内蒙古罕乌拉地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火山—沉积地层及其构造变形 | 王必任 |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中亚造山带,介于西伯利亚、波罗的、塔里木和华北克拉通之间,是一条显生宙巨型增生造山带,形成于古亚洲洋大洋板片俯冲、洋盆闭合的过程。中亚造山带南部是古亚洲洋最终闭合的位置,西部形成天山-北山缝合带,东部形成索伦缝合带。索伦缝合带,位于华北克拉通北缘,具有隐伏性,其北西-南东宽约550 km,经历多阶段演化和显示“软碰撞”特征。由于索伦缝合带的隐伏性,以至其构造演化存在较大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古亚洲洋在泥盆纪-二叠纪是否存在。此外,碰撞造山相关的构造变形报道不多,缺少“软碰撞”变形机制的讨论。沿着整个索伦缝合带,晚石炭世-二叠纪地层广泛发育,记录了索伦缝合带晚期的构造演化。论文选取内蒙古中部罕乌拉地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火山-沉积地层为研究对象,开展综合性研究,包括对岩石地层进行沉积特征、形成时代和碎屑锆石年龄分析,对构造变形进行了变形期次、构造样式和变形时代分析。综合前人的数据,讨论了古亚洲洋在晚石炭世-二叠纪是否存在以及“软碰撞”变形机制。论文取得出以下主要认识:(1)罕乌拉地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火山-沉积地层包括寿山沟组和大石寨组。寿山沟组沉积时代介于320-280 Ma,并被280-270 Ma的大石寨组酸性火山岩覆盖。寿山沟组为一套粒度向上变粗的海相沉积序列,下段具有复理石沉积建造的特征,以发育鲍马序列的砂质浊积岩和大量的沉凝灰岩为特征,显示深海的沉积环境和同期火山活动。寿山沟组碎屑锆石年龄集中分布在330-290 Ma,显示相对单一的物源区,其年龄与沉积时代(320-280 Ma)基本一致,表明物源来自同期火山岩。(2)结合报道的碎屑锆石年龄,在索伦-西拉木伦构造带北部石炭纪-早二叠世地层碎屑锆石记录了格林威尔期年龄,而华北板块北缘同期或稍年轻的沉积地层中该期年龄纪录不明显,这表明索伦缝合带两侧石炭纪-早二叠世沉积地层的物源没有混合。结合索伦缝合带北部寿山沟组海相复理石沉积和区域上同期弧火山活动,暗示古亚洲洋在早二叠世仍然没有闭合,索伦缝合带北部发育大洋板片的向北俯冲。(3)综合分析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地层中已发表的碎屑锆石年代学数据,随着水体加深和古地理位置的变化,索伦缝合带北部沿着贺根山-罕乌拉一带在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沉积物源发生显著变化,即沉积物由复杂物源向单一物源发生快速转变。结合前人的研究资料,将物源的变化解释为陆缘弧后盆地的快速打开。寿山沟组代表了弧后盆地海相沉积建造,碎屑物主要来自同期火山岩。(4)构造分析表明罕乌拉地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火山-沉积地层在中晚二叠世至早中三叠世经历两期构造变形。早期构造变形以NE走向纵弯褶皱和逆冲断层为主要特征,指示了NW-SE向的区域挤压,其变形时限主要介于274-240Ma;晚期构造变形以正断层和变质核杂岩为特征,指示了挤压后的区域伸展,其中变质核杂岩形成时限介于235-229 Ma。(5)根据区域填图资料,两期构造变形在整个索伦缝合带普遍发育,代表了古亚洲洋闭合后碰撞造山的挤压变形和造山后的伸展变形。早期褶皱和逆冲断层呈NE展布,与古亚洲洋不同增生构造单元及断裂边界构造线方向不同,代表了斜向碰撞而不是正向碰撞。构造变形和高Sr/Y花岗岩空间分布指示碰撞造山时地壳缩短和增厚(40-50 km)广泛发育在新生地壳的不同构造单元中,宽度>250 km,而不局限于狭窄的索伦-西拉木伦缝合带。(6)索伦缝合带及其两侧增生的新生地壳易于热软化,缺少刚性特征,碰撞过程中广泛发育褶皱-逆冲调节了缩短量,并形成宽广的地壳增厚,是索伦缝合带“软碰撞”的主要变形机制。因此,论文研究认为沿着索伦缝合带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存在古亚洲洋,并且在北部古亚洲洋大洋板片向北俯冲,形成弧后盆地。晚二叠世-早中三叠世沿着索伦缝合带发生斜向碰撞,新生地壳中广泛发育褶皱-逆冲构造,并形成宽广的地壳增厚(宽度>250 km,厚度40-50 km)是索伦缝合带“软碰撞”的主要变形机制。 | 2020 | 116 |
| 中亚地区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时空分布及其干旱抗逆效应 | 邹杰 | 新疆大学 | 根据IPCC报告,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和降水将会升高和减少,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干旱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将增加。生态系统中植物作为全球碳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并通过蒸腾作用损失水分,植物是大气与陆地生态系统之间能量和水循环的重要驱动力。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WUE)是碳和水循环耦合的重要指标,WUE通常用于表征生态系统的碳和水循环指标。WUE定义为碳吸收与水分损失的比率。WUE将生物过程(即植物叶片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与陆地表面的物理过程(蒸发过程)联系起来。中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干旱地区之一,包括哈萨克斯坦(KAZ),土库曼斯坦(TKM),乌兹别克斯坦(UZB),吉尔吉斯斯坦(KGZ),塔吉克斯坦(TJK)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CHN)。近年来气候变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引起了中亚的巨大变化,全球范围内温度升高和降水减少导致中亚严重干旱,这些变化将潜在影响中亚的植被生长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同时也为研究生态系统对干旱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机会。本研究利用多源遥感数据,结合时间序列分析,相关分析,回归拟合等数据处理方法,通过分析中亚及中国新疆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时空变化特征和主要植被类型的水分利用效率变化、评价干旱事件前后水分利用效率对干旱的响应和生态系统抵抗力和恢复力稳定性研究,以期探明干旱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及结构变化,从而为干旱区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主要结论:1.中亚地区WUE在15年间呈现上升趋势。WUE空间变化分布差异明显,整体上WUE显著上升面积大于显著下降面积,其中显著增加的区域为哈萨克斯坦北部,新疆伊犁河谷和吉尔吉尔斯坦高山地区,下降区域为新疆南疆绿洲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灌溉区。吉尔吉斯斯坦WUE上升面积比例最大(71.7%)且显著高于其他国家,WUE下降面积比例最大的乌兹别克斯坦(7%);WUE变化的主要土地覆盖类型是农田和草地;WUE发生变化较大的区域为中密度人口区;在人类影响因子低中等范围内,WUE上升最为明显,在高等人类影响因子范围内WUE下降最为明显,且主要受相同人类影响因子区GPP下降的影响。不同分类下的WUE时空变化成因各不相同,WUE上升主要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化下降水增加、政府政策导向退耕还林还草导致的GPP增加,以及干旱胁迫下植被生理抗逆导致的ET显著下降,WUE下降主要由于农作物类型转变及灌溉农业区不合理用水情况造成的。2.各植被类型WUE大小顺序表现为稀疏灌木林>草地>郁闭灌木林>森林>农田。各植被类型WUE在2000-2014年间均呈现上升趋势。植被WUE空间分布有差异,WUE随海拔增加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高值主要分布在500-1250m;各植被类型WUE随纬度的升高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不同植被WUE的纬度峰值区存在差异,各植被类型出现WUE峰值的纬度分别为农田36oN,郁闭灌木林32oN,稀疏灌木林36-38oN,森林50oN,草地32oN。3.低(高)生产力生态系统具有较高(低)的水分利用效率,中亚经历了干旱(2000年至2010年)和干旱后(2011年至2014年)时期。在干旱时期,WUE与干旱呈负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干旱遗留效应,其中严重干旱影响了随后两年的生态系统WUE。后干旱时期WUE与干旱呈正相关,干旱后生态系统WUE显着增加,当环境从干旱转向湿润,郁闭灌木林,农田,森林,草地,稀疏灌木林WUE分别增加了30.03%,49.57%,18.39%,54.71%,49.28%,WUE的快速增长表明了干旱区生态系统有较强的恢复力稳定性。4.中亚地区极端湿润SPEI阈值为0.91,极端干旱SPEI阈值为-0.67。在2002,2003年经历了近113年来的极端湿润时期,2008年是近15年来最干旱时期。在连续湿润的第一年,抵抗力随着湿润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具有很强的抗性;在连续湿润的第二年,抵抗力随着湿润度的增加而降低,抵抗力较弱。在干旱年,研究区大部分区域抵抗力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极端干旱条件下降低。在湿润事件之后,恢复力随着湿润程度的增加呈增加趋势,而在干旱事件之后,恢复力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灌木林面积增加,草地和森林的面积减少是干旱事件后恢复力增加的原因。干旱事件减少了森林,灌木丛,耕地和冰雪的面积,草原,荒漠和水体的面积增加,在湿润年和干旱年中,灌木林和草地之间的相互转换是生态系统抵抗力和恢复力变化的原因。 | 2020 | 136 |
| 普通稠油油藏提高蒸汽驱开发效果技术研究 | 陶冶 | 西北大学 | 目前全球石油剩余地质储量中,稠油(含沥青和油砂)储量占70%以上。蒸汽驱是最为有效,也是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且成功的稠油热采技术,主要应用于地下原油粘度在1000 mPa×s以上的稠油或特稠油油藏。油藏数值模拟是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油气田开发过程,拟合动态开发历史,进行剩余油分布规律研究、开发指标预测及参数优选等有效的工具。对于在地下原油粘度低于500 mPa×s的普通稠油油藏进行蒸汽驱,由于其剩余油分布规律、合理井网井距和最优注采参数均不同于地下原油粘度大于1000mPa×s的稠油油藏,目前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本文以中亚M油田M-Ⅲ油藏为例,对浅层普通稠油油藏的地质特征和开发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利用动态监测资料和实际生产数据结合数值模拟方法对蒸汽驱剩余油分布规律、蒸汽驱开发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油藏工程优化设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善蒸汽驱开发效果以及蒸汽驱中后期转换开发方式的时机与可行性的策略。取得以下认识:(1)蒸汽驱在浅层普通稠油油藏(M-Ⅲ油藏)的应用已取得成功,但也暴露出注汽速率低、层间矛盾突出、蒸汽前缘突进不均匀、井网井距不合理、油层厚度大导致开发效率低、稳产难度大等一些问题和矛盾;(2)普通稠油流变性实验结果反映出,当油藏温度在60 ~oC以上时,研究区原油为牛顿流体,油气渗流符合达西定律。不同温度下热水与蒸汽的驱油效率实验证明,蒸汽驱驱油效率明显高于热水驱,温度越高驱油效率越高;(3)蒸汽驱开发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沉积微相、油层有效厚度等,以及注汽量、注汽干度和完井方式等方面;(4)经过论证,合理井网密度在0.3-0.5ha/井之间,合理井距在73-114m之间;(5)对于地下原油粘度小于500mPa×s的普通稠油油藏,注汽速率应不低于1.0t/(d×ha×m),井底蒸汽干度大于30%,采注比大于1.1;(6)井网二次加密试验区生产实际反映出,油藏开发平面矛盾得到了改善,采油速度提高了0.5%,最终采收率达43%以上,与现井网相比提高11个百分点;(7)对油层厚度超过10m的区域应实施避射顶部油层,充分提高蒸汽热利用率,对油层厚度大于24m的区域应实施分层蒸汽驱开发,以提高纵向蒸汽驱波及系数;(8)通过论证对比蒸汽驱接替技术方案,水-汽交替段塞驱的开发效果优于热水驱、间歇蒸汽驱、连续蒸汽驱,综合考虑推荐水-汽交替段塞驱为蒸汽驱后期开发方式转换的接替技术。通过以上研究和取得的认识,明确了下步M-Ⅲ油藏蒸汽驱开发调整优化思路,即现阶段在平面上全面推进井网二次加密,纵向上在D2层和J1层之间实施分层注汽,同时优化注采参数,蒸汽驱后期适时转换开发方式为水-蒸汽交替段塞驱。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浅层普通稠油油藏蒸汽驱开发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 2019 | 125 |
|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亚地区植被与土地退化评价 | 魏巍 | 北京林业大学 | 中亚地区地处亚洲大陆内部,降水量低且不稳定,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该地区的极端气候水文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干旱经常反复发生使该区域植被出现了严重退化。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中亚地区通过文化和贸易交流将中国西部城市与欧洲乃至世界相连,其旱地生态系统支持了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和经济,因此分析该生态系统对频发干旱的响应、评价植被退化风险和土地退化现状对中亚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RU气象数据集、MODIS GPP(总初级生产力)、NPP(净初级生产力)、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LAI(叶面积指数)数据集、ESACCI 土地覆盖数据集等,采用关联Mann-Kendall趋势检验(CMK)、Sen’slope、稳态转换指数(RSI)和趋势面分析(TSA)对中亚地区的6个气象因子、植被生长和土地覆盖、水分利用效率(WUE)、雨水利用效率(RUE)的时空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考虑干旱延滞效应,基于WUE和RUE,应用生态弹性指数对中亚地区不同植被覆盖类型的退化风险进行了评价,指数越高,退化风险越低。基于净初级生产力、土地覆盖数据和土壤碳储量值,应用WUE校正法、回归分析和非参数检验,通过分析变化速率、频率分布、划分百分等级等,比较基线期和目标期之间的相对差异来确定土地退化、稳定和改善状态,并结合土地生产力、土地覆盖和土壤有机碳三个角度对中亚地区土地退化进行综合评价。主要发现如下:1901-2015年中亚地区的气温呈上升趋势,降水呈不显著增加趋势,潜在蒸散的增加幅度大于降水的增加幅度,随最低气温显著上升,气温日较差和霜冻天数均呈下降趋势。空间来看,气温在整个中亚地区呈显著增加趋势,气温日较差和霜冻天数在绝大部分区域呈显著下降趋势,超半数的研究区面积上降水呈增加趋势,潜在蒸散在绝大部分区域呈增加趋势,除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余地区的潜在蒸散的增加幅度均高于降水的增加幅度。由SPEI(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的空间变化来看,SPEI01、SPEI06、SPEI12的空间趋势变化相似,且随时间尺度的增加,干旱趋势的面积缩小;SPEI03在76.32%的区域面积上呈显著下降趋势;且SPEI03的干旱趋势面积最大,表明区域季节性干旱加剧。年 GPP(2000-2015)、NPP(2000-2014)和 NDVI(2000-2015)分别在 77.97%、79.61%和58.89%的总植被面积上呈下降趋势,主要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中部和东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土库曼斯坦南部以及中国新疆北部和伊犁河谷地区。1992-2015年中亚地区的水体和裸地面积呈显著减少,除草牧场之外,其余土地覆盖类型的面积呈显著增加。1992-2015年哈萨克斯坦的旱作农田和灌溉农田面积呈显著增加,旱作农田增加的主要来源是草牧场,灌溉农田增加的主要来源于草牧场和裸地了,从五个分期(1992-1995,1995-2000,2000-2005,2005-2010,2010-2015)来看,草牧场向旱作农田的转换集中于北部和东部,草牧场向灌溉农田的转换集中于中部和南部。2000-2014年,基于WUE,96.01%的旱作农田、68.02%的温带草原和62.70%的稀疏植被表现为中等退化风险,54.92%和42.09%的灌木分别呈高退化风险和中等退化风险。基于RUE,89.11%的旱作农田表现为高退化风险,56.39%和42.43%的温带草原分别呈中等退化风险和高退化风险,54.63%和42.52%的灌木呈高退化风险和中等退化风险,71.85%的稀疏植被呈高退化风险。在10.12%的旱作农田、46.03%的温带草原、41.35%的灌木和37.64%的稀疏植被上,基于WUE和RUE的退化风险评价相同。在极端干旱期间和之后,存在高退化风险的植被出现了 WUE和RUE的降低,这对植被碳积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低抵抗力引起的高退化风险的植被,其WUE和RUE消极应对干旱,随着中亚地区干旱变得持续和频繁,这些植被可能因WUE和RUE持续降低而出现退化和死亡。2001-2015年中亚地区土地退化、稳定、改善面积比例分别为13.46%、36.14%、15.39%,改善面积主要位于哈萨克斯坦西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乌兹别克斯坦西北部以及中国新疆中部和北部;退化面积主要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和南部、土库曼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吉尔吉斯斯坦东部、中国新疆中部。土地退化受气候变化、植被应对干旱的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共同影响。 | 2019 | 205 |
| 氮沉降对中亚热带米槠天然林土壤磷组分的影响及其调控机理 | 范跃新 | 福建师范大学 | 氮、磷是维持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生态功能的必需养分,而亚热带森林土壤相对缺磷,且日益增加的氮沉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土壤磷限制。在此背景下,亚热带森林土壤磷组分对氮沉降如何响应?影响磷组分迁移和转化的关键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是什么?目前仍不清楚。本研究依托2012年建立的米槠天然林长期氮沉降观测样地,设立对照(Control)、低氮(40 kg N ha~(-1)y~(-1))和高氮(80 kg N ha~(-1)y~(-1))三个处理。观测不同施氮处理下生长季和非生长季土壤磷组分(Hedley P)、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法PLFA和16SrRNA/ITS高通量测序)、土壤酶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和土壤理化性质(pH、盐基离子和铁、铝氧化物等)的变化。旨在明晰氮沉降对中亚热带天然林土壤磷组分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尝试揭开未来氮沉降背景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维持土壤磷有效性的可能机制。结果发现,施氮显著降低了有机结合态铁、铝(Fe_p和Al_p)和游离态铁、铝(Fe_o和Al_o)的含量,增加了无定型铁、铝(Fe_d和Al_d)的含量。施氮导致生长季和非生长季土壤的NaOH-Po含量和比例显著降低,而Resin-P含量和比例在非生长季显著增加,在生长季显著降低,说明施氮可能促进土壤有机磷的分解,增加有效磷供应,植物和微生物对土壤磷需求的季节变化也可能影响有效磷的含量。施氮显著降低了土壤微生物量磷(Microbial biomass phosphorus,MBP)含量和增加了微生物量碳(Microbial biomass carbon,MBC)磷比(MBC:MBP)和微生物量氮(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MBN)磷比(MBN:MBP),说明施氮刺激了土壤微生物和植物的磷需求。施氮后β-葡萄糖苷酶(βG)和酸性磷酸酶(ACP)活性显著增加,且酶响应比均大于1,说明施氮增强了土壤酶活性。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施氮主要改变真菌的物种组成,且施氮后解磷细菌丰度降低,而解磷真菌丰度增加。根据冗余分析(RDA)结果,土壤铁、铝氧化物尤其是Fe_p和Al_p与土壤磷组分显著相关,说明在氮沉降背景下,有机结合态铁、铝是影响土壤磷组分的关键非生物因素。外生菌根真菌(EMF)和酸性磷酸酶(ACP)与土壤磷组分显著相关,说明EMF可能是影响土壤磷组分的关键微生物类群,ACP活性的变化是调节土壤磷组分转化的另一个重要生物因素。此外,解磷微生物和土壤磷组分的相关分析表明,解磷细菌的慢生根瘤菌(Bradyrhizobium)和中慢生根瘤菌(Mesorhizobium)以及解磷真菌的曲霉菌(Aspergillus)可能在土壤磷转化中发挥主要作用。PICRUSt功能预测显示施氮显著增加了表层土壤中酸性磷酸酶、植酸酶和二酯酶等6种磷酸酶的丰度,这与ACP的观测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和验证了土壤微生物通过增加磷酸酶的分泌促进有机磷分解来维持土壤磷有效性的可能机制。研究表明,施氮促进了土壤有机磷向有效磷的转化,这可能是氮沉降背景下米槠天然林土壤磷供应的主要方式,而土壤铁、铝氧化物以及EMF和ACP可能是影响土壤磷转化的关键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高通量测序和功能预测结果也进一步支持微生物增加磷酸酶分泌,促进有机磷分解来满足增加的磷需求。研究结果有助于明晰未来氮沉降背景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维持土壤磷有效磷的可能机制,同时也可为区域森林经营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 | 2019 | 124 |
| 中亚至青藏高原西部冬季降水的时空振荡及其与北大西洋涛动的联系 | 刘恒 |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 中亚-青藏高原西部地区位于亚洲中部的中纬度地区,地形复杂,年降水量普遍少于400mm,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区域。该地区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风险较高,其降水的时空变化对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有严重影响,因而备受关注。本研究通过利用降水的观测资料对该区域近40年来的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区域降水空间分布、年循环、季节内振荡及年际变化的特征,同时利用同时期的再分析资料分析影响降水时空分布及周期振荡的区域尺度环流以及大尺度环流。最后,利用数值模拟技术对之前得到的结论进行验证比对。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中亚-青藏高原西部全年受西风控制,其雨季主要出现在冬季(当年12月至次年3月)。其冬季降水绝对值比周边区域更多且主要集中于青藏高原西部的迎风坡上。在帕米尔高原北部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区有两个降水中心,最大降水率能到达8mm/d。中亚-青藏高原西部的冬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50%左右。该区域的水汽含量较低纬明显偏少,主要由对流层中层的西风向该区域输送。由于青藏高原西部坡度较大,迎风坡抬升西风带来的水汽,使得水汽含量较少的气团也能凝结降水。另外中纬度西风受到大地形的阻挡,会向上游传播西风扰动,使得上游形成更多的气旋活动。气旋随西风环流移动至中亚-青藏高原西部也能产生降水。(2)对中亚-青藏高原西部1979-2013年冬季逐日降水进行经验正交分解(EOF)分析得到了两个主模态,第一主分量(PC1)和第二主分量(PC2)。PC1解释方差达到24.4%,显示出该区域整体一致性的变化趋势。其距平的中心位于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区。对PC1的时间系数的较大值与较小值出现的日期对应的500 hPa纬向风分量分别合成,发现PC1的降水模态对应着波斯湾、伊朗东南、巴基斯坦、印度西南及青藏高原上空的500hPa西风显著增强,而青藏高原南侧的西风绕流显著减弱。这意味着PC1降水模态的产生和冬季西风急流整体的南北摆动有关,体现了中纬度西风对中亚-青藏高原西部冬季降水的年际变化的影响。PC2解释方差达到了15.6%,显示出帕米尔高原北侧与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区降水反位相变化的趋势。对PC2的时间系数的较高值与较低值出现的日期对应的500hPa纬向风分量分别合成,发现PC2的降水模态对应着波斯湾、巴基斯坦南部、西北印度洋及印度上空500hPa西风显著增强,帕米尔及西部高空西风显著减弱。这意味着PC2降水模态的产生和冬季南北西风急流的振荡有关,体现了中纬度西风对中亚-青藏高原西部冬季降水的季节内变化的影响。(3)对中亚-青藏高原西部冬季逐日降水与区域环流进行奇异值分解(SVD)分析得到了与EOF分析类似的两组模态。但EOF中的PC2在SVD分析中有着更大的解释方差,达到了55.12%。这说明区域尺度环流对帕米尔北侧与喀喇昆仑-喜马拉雅之间降水的反位相变化有着更显著的影响。SVD的结果表明,当帕米尔北侧降水减少而喀喇昆仑-喜马拉雅降水增加时,帕米尔北侧的西南风减弱,而喀喇昆仑-喜马拉雅附近的气旋性环流增强。与此同时,中亚-青藏高原西部出现500hPa位势高度负距平。以此位势高度距平的时间系数进行超前线性回归,得到的大尺度位势高度距平回归场表现出超前10天北大西洋高纬度位势高度负距平及中纬度位势高度正距平,这与北大西洋涛动(NAO)的正位相一致。这表明因区域西风环流南北季节内振荡而产生的季节内南北反位相降水距平可能与前期的NAO活动有关。(4)对逐日NAO指数的较高值与较低值的日期对应的多种气象场进行合成分析,发现NAO的活动会影响中纬度西风南北两支急流的相对槽脊位相并向下游传播。在正NAO位相下,北大西洋上空的北支西风急流形成槽,而南支急流形成脊,并且两者汇合为一支。两支急流向下游传播,在欧洲重新分为两支,北支急流在北纬40度形成脊,而南支急流形成槽,这使得北支急流从青藏高原北侧绕开,而南支急流与青藏高原西南相遇。在负NAO位相时,两支急流槽脊位相相反,北支急流与青藏高原西北相遇,而南支急流绕过青藏高原。当北支急流绕开青藏高原时,帕米尔北侧及中亚地区北侧的西南风、西南水汽输送都减弱,降水减少,反之亦然。当南支急流绕开青藏高原时,中亚南侧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区的西风扰动及气旋活动减弱,降水减少,反之亦然。因此,中亚-青藏高原西部的南北降水反位相变化是分别受南支急流与北支急流控制的,且成因也并不相同。(5)利用通用大气模式第5版(CAM5)在1900年至2014年观测的海温强迫下对全球大气环流进行了数值模拟,通过与观测资料对比,发现模式模拟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的冬季降水特征及NAO的年际、季节内振荡。模拟结果表明NAO的年际、季节内振荡会导致研究区南北降水反位相变化,且大尺度环流及局地环流与观测结果的分析一致。 | 2019 | 113 |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研究 | 黄晓燕 | 新疆大学 |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世界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期。中国对中亚国家货物贸易下滑明显,直接投资出现较大波动,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持续稳定的增长动力,以贸易为主导的传统区域经济合作方式面临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从区域经济合作角度来看,通过产能合作寻求经济合作新空间,巩固能源合作关系,推动全方位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现实选择。产能合作开展四年以来,在政策对接、合作机制建设和具体项目对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带动作用初步显现。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远未达到产业与投资良性互动、继而带动大规模投资与贸易合作的态势,合作亟待进一步深化。基于此,本文在对产能合作等核心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分工等相关理论为指导,首先阐述了产能合作的机理、原则及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总结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的基础与现状;其次,实证研究了合作的影响因素,研判了各国产业发展特征及比较优势,剖析了合作的总体环境和具体环境;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产能合作的具体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对产能合作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合作国经济总量、矿产资源丰裕度、对外开放度以及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水平对产能合作具有正向作用;而劳动力成本、产业技术水平、政治稳定和安全性以及与中国经济技术合作水平对产能合作起到负向作用。因此,开展产能合作时,应积极拓展能源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和巩固双边贸易合作、促进对外工程承包向对外直接投资转换、选择互补性较强的产业进行合作。2.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发展总体特征及要素特征的分析表明,2003年以来,中亚多数国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比重相对较小的产业结构层次。其中,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变化不大,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塔吉克斯坦仍处于农牧业向工业化初期过渡阶段,土库曼斯坦第二产业占比大幅增长。从产业发展的要素特征来看,哈、乌两国产业发展逐渐偏向非资源领域,吉、塔两国产业逐渐发展偏向资源领域。3.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国家36个工业门类上比较优势分析,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比较优势互补明显,具体来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在绝大多数产业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亚国家中除乌、塔、吉三国在纺织服装产业上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外,其他国家在其余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均不具备比较优势;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在化纤、黑色金属冶炼等少数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中亚国家普遍在金属冶炼业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资源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在电力供应以外所有产业上都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中亚国家在该类产业上普遍具备很强的比较优势;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机械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和航天器制造业上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中亚国家在绝大部分产业上都不具备比较优势。4.利用熵权分析法对产能合作总体环境和四类产业具体环境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哈国总体环境及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环境优于其他国家,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合作环境上居于第二位;乌国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合作环境居于首位,总体环境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环境居于第二位,资源密集型产业环境位居第三位;吉国总体环境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环境位居第三位,其他产业合作环境也多位于中间位置;土国总体环境位居第四位,资源密集型产业环境居于第二位,其他产业环境位于中间偏下位置;塔国总体环境居于末位,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居于第三位。5.通过前文分析,根据不同国家产业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特征和产能合作环境的差异,分别构建了针对四类产业的产能合作路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应以乌、塔两国为重点,利用产业园区的聚集效应,广泛调动社会资本在中亚国家投资建立纺织服装制造基地;以中亚国家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为契机,引导企业在哈、乌两国建立非金属矿物生产线;以哈国为重点,依托其金属资源开采和冶炼的优势,发展生产和建筑用金属制品业的产能合作。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应以乌、哈两国为重点,采用投资建厂方式发展化工领域的产能合作;对于资源条件较好的哈国,可考虑采用产业联盟方式构建集金属资源开采、冶炼及金属制品制造为一体的产业链式合作模式。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应稳步推进与哈、土、乌三国传统能源领域的产能合作,以合资、参股等方式参与境外油气开采及深加工;利用中亚国家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契机,以合资建设新能源电厂的方式开展与乌、哈两国的合作;以哈、乌、塔三国为重点,建立金属矿产资源境外开采和加工基地。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及能源基础设施改造机遇,引导企业在哈、乌两国建立工程及电气机械设备制造和组装生产线;利用国内汽车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机遇,推动国产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在哈、乌两国建立汽车组装生产线。 | 2019 | 155 |
| 中亚地区干湿时空演变特征及未来情景预估研究 | 他志杰 | 新疆大学 |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其中造成严重损失,持续事件较长的一种就是干旱。对于干旱的研究一直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研究干旱的起因,历时,以及影响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本文以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作为衡量中亚地区干旱严重程度的量化指标,首先分析了中亚地区1961-2015年气候干湿变化的事实,其次讨论了中亚地区气候干湿变化与其所对应的大气环流场之间的关系,最后预测了中亚地区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干湿变化趋势,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我们从众多干旱指数中选择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作为干旱指标,并分析了1961年至2015年中亚干旱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整体上来看,中亚地区的干旱主要发生在1975年和1996年,哈萨克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个比较干旱的阶段。塔吉克斯坦整体上表现出湿润的态势,历史时期比较干旱的年份是1971年,干旱指数达到了-1.11,属于中度干旱;最湿润的年份是1969年,干旱指数为1.94,达到严重湿润。吉尔吉斯斯坦的气候呈现出干旱和湿润交替变化的特征,其中比较干旱的年份是1961年,1962年,1974年,1975年,1984年,1995年,1997年和2007年,干旱程度是轻度干旱。最为湿润的年份是1969年和2003年,为严重湿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干旱指数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干旱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次,中亚地区1961-2015年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逐月分布特征是:整个中亚地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比较湿润,从1975年4月份开始出现了干旱,干旱程度为轻旱,5月到8月干旱程度逐渐加剧,干旱程度由轻度干旱转变为中度干旱,干旱水平在9月达到严重干旱,干旱指数为-1.53。干旱程度在10月得到缓解,由严重干旱转变为中度干旱状态。这次中度干旱事件一直持续到1976年的4月份,历时12个月,干旱的严重程度,干旱的持续时间之久都是中亚地区近55a来罕见的。最后,分析了近55a来中亚地区的干旱面积覆盖率的变化特征。中亚地区干旱面积覆盖率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都在22%以下;1975年,中亚干旱面积覆盖率最高,达到60.7%。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亚的平均干旱面积覆盖率不到30%。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是中亚地区的干旱面积覆盖率较高的一段时期。干旱的发生往往与大规模大气环流场的异常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利用正交经验函数分解(EOF)分析了55a来中亚地区干湿变化的主要模态,以及主要模态所对应的大气环流场背景。结果表明:中亚地区干湿变化的第一空间模态表现为中部与南北部反向变化的空间型,中西部地区是干湿变化异常的高值中心,这一空间分布型对应在中高纬度地区存在明显的纬向波列,北太平洋和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地区的气压表现为异常偏低,欧洲西岸、贝加尔湖南部呈现异常高压,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显示出明显的欧亚太平洋遥相关型,表明贝加尔湖阻塞高压活跃。因此,欧亚太平洋遥相关型可能是影响中亚地区干湿变化的一个重要环流因子。中亚地区干湿变化的第二主要模态为南北相反变化的空间型,中亚地区的这种干湿分布类型可能是受到了北极涛动的影响。全球气候模式是预测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本文在分析了中亚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干湿演变事实后,采用全球气候模式用于估计中亚地区未来的干湿变化趋势。本文采用了CMIP5中21个全球气候模式的数据,利用多模式集合平均的方法,分别计算了标准化降水指数(SPI)和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利用不同的干旱指数对典型浓度路径RCP4.5情景下的中亚地区未来的干湿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在未来全球持续变暖背景下,未来中亚地区干旱化的趋势将延续,变干明显的是中亚地区的西南部地区,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沙漠地区。基于SPI1和SPI3计算得出的中亚地区未来的干旱频率将呈现下降趋势,由SPI12得到的干旱频率在未来时段呈现出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基于SPEI1、SPEI3、SPEI12的干旱频率在未来时段前期下降,中、后期逐渐增加。 | 2019 | 131 |
| 基于改进BEPS模型的中亚生态系统生产力时空变化研究 | 李伟 | 河南理工大学 |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中亚干旱区生态安全问题突出,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现实挑战,研究中亚区域尺度上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时空变化,对于掌握全球碳循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外交谈判意义重大。然而,中亚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薄弱的地面监测网络建设,导致基于光能利用率模型的中亚干旱区生产力估算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结合研究区生态环境特点,本文基于遥感、地理信息理论与技术,根据区域气象、植被、土壤、地形和积雪等数据,采用改进后的度日模型、Nash单位线法、水文分析等方法,对基于遥感数据驱动的BEPS(Boreal Ecosystem Productivity Simulator)模型进行改进,实现中亚干旱区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全区域估算,并研究其时空变化的特征、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为评估中亚生态环境存在的风险、保障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信息。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BEPS模型改进及验证。在BEPS碳循环子模型中,基于山体形态属性提取山地范围,依据地形因子调整山地单位面积的计算方法;引入NDVI指数,为最大光合羧化速率参数赋予准确的植被长势。在水循环子模型中,利用水文分析、改进后的度日模型和Nash单位线法,估算山地流域内冰雪融水的补给量。在气孔导度子模型中,根据小时尺度的气象数据,调整白日平均温度的计算参数;采用条件植被指数,完善农业灌溉、荒漠植被根系用水策略对叶水势胁迫参数的影响。经实测数据、遥感数据的验证,改进后BEPS模型在中亚干旱区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可靠性。(2)中亚干旱区生态系统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研究。采用线性相关和空间统计方法,定量分析2001-2015年中亚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on,GPP)、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NEP)的空间分布、年内变化、年际变化以及逐像元变化趋势。结果表明:GPP和NPP呈“中部山地高,东西两侧低”的空间分布特征,NEP的碳汇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山区、哈萨克斯坦北部和绿洲等区域,在5年尺度的空间格局变化中,新疆是唯一碳汇面积增加的行政区域;在年内变化上,GPP、NPP和NEP呈单峰值分布,峰值均位于夏季;在年际变化上,GPP和NPP呈显著下降趋势,NEP具有阶段性变化特点,呈极显著下降;在变化趋势上,哈萨克斯坦西部的GPP、NPP和NEP均呈显著下降趋势。(3)分析水热条件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基于植被光合模型,建立水热条件与植被GPP的函数关系,研究水热因子对植被生长的综合影响,提高水热条件与生产力的相关性,进而分析水热条件变化对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借助Moran’s I指数表征降水、温度和GPP的空间格局,探究GPP与气候变化在空间格局上的联系。结果表明:在中亚干旱区,降水量的减少,导致GPP和NPP下降,同时也降低了土壤呼吸,导致水热条件变化对NEP的影响不明确,但不影响植被的固碳效率(NPP/GPP);在空间格局上,降水低值区、温度高值区对应GPP的低值区;降水高值区、温度低值区对应GPP的高值区。在格局变动过程中,降水和温度变化导致GPP格局变动频繁,然而,在山地和农田,GPP格局保持相对稳定。 | 2019 | 148 |
|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 | 张居营 | 中央财经大学 | 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调控,在苏联“劳动分工”桎梏下,中亚国家形成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依附型强的发展特征。自上世纪90年代初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纷纷开始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过10余年的转型与探索,21世纪中亚各国开始步入复苏之路,市场化改革初具成效,各国经济进入稳定发展轨道,且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特色发展模式。由于转型初始条件以及各国所选择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同,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国家凭借本国相对丰富的油气等资源出口,形成了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部分非资源型国家则依靠内在消费等需求推动形成了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些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既导致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结构的不同,又使各国在其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各为不一。从中亚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内部经济风险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脆弱性风险与失衡性风险,前者主要表现在相关国家经济基础较差,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等方面不是很发达,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较低。后者表现为部分国家过度依赖本国丰富的油气或矿产资源,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且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使得各国极易遭受财政危机、高通胀、高失业率等方面风险的冲击。就中亚各国而言,由于产业结构、市场自由化程度、增长模式以及不同时期经济风险的表现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各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状况来看,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博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等。外部风险使得中亚国家在对外经济上呈现出一定的依赖性风险特征,这种依赖性来自两个层次:一是对部分大国经济贸易的依赖性,二是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依赖性,这些依赖性通过贸易、投资、侨汇等传导渠道表现出来。由于其经济对能源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侨汇收入的依赖度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与此同时,在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中亚国家还面临创新经济所带来的新兴经济风险。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代表,依靠人才、知识、创新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创新经济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动力,且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中亚国家由于自身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创新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其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严重不足,在未来经济发展、区域地缘竞争中都会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在中国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创新经济领域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中亚国家应对新型风险带来更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中亚各国也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产能、金融等多个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但是,中亚国家自身面临的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包括双边贸易过度集中于能源领域、项目投融资环境不佳、双边金融合作严重不足、项目推进受到地缘因素干扰等等,而中亚各国摆脱经济落后局面、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诉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理念则为中国与其的合作带来了更多机会。在创新经济层面,中亚国家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又恰好与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实现了完美对接,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带来新机遇。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一带一路”建设已跨越夯实基础,迈入了持久发展的阶段,中国与中亚各国各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日益增多。作为与中国毗邻且具有重要支点作用的区域,中亚国家的积极参与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开展。由此,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的内外部经济风险、新型风险,深入地提炼总结各国与整个地区经济风险的特征,探讨各种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内外经济理论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手段,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风险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深刻剖析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根源。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由于其自身要素禀赋与经济规划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与动力也各不相同。本部分通过对中亚各国经济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对外经济状况等进行分析,并基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对GDP的贡献程度,从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市场自由化与政府指导型等视角总结各国的增长模式,探寻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根源与现实背景。二、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相互毗邻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等,以及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性,导致各国的经济风险有共同之处却又存在个性化差异。本部分基于中亚各国自身情况,从经济的内部脆弱性、失衡性等角度,以相关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采用风险指标评价方法对各国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估,从中亚各国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国家经济风险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创新经济内涵及发展状况的描述,分析中亚国家的创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面临的内部新型风险。三、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国际能源价格冲击等外部风险,这些外部经济风险导致中亚国家在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本部分结合经济协同性、经济依赖性等理论,通过对中亚各国的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指标的外部依赖性分析,剖析各国外部经济风险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与评估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四、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区域的战略地位凸显,中亚国家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均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较大影响。本部分基于“一带一路”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探寻内外部经济风险对中亚与中国合作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亚国家内外部经济风险、创新经济风险的影响效应,全面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五、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中亚国家面临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中亚国家的各类经济风险。另外,由于中亚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风险特征差异性,也使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应注重不同国家的特点,实施差异性合作路径,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机会。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中国自身应对等层次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脆弱性、失衡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为“高失衡性、低脆弱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失衡性、高脆弱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失衡性、低脆弱性”;(2)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对外依赖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能源贸易、外资依赖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为“高侨汇收入依赖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对外依赖性”;(3)中亚国家在创新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创新经济基础条件薄弱、未来经济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区域地缘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等新型风险,但在中亚国家数字发展规划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对接下,新型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机遇;(4)中亚国家经济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带来相应机会和挑战,机会包括各国为改变经济落后现状,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会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挑战包括“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运行障碍较多、投融资环境较差、合作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以及应对外部经济形势波动、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等因素;(5)“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的落实需要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等三个层次进行积极的风险应对,包括夯实互联互通基础、改善投融资环境、选择差异化合作路径、加强双边金融与创新领域合作、推动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对接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等,结合国家经济风险评价理论、经济协同性、经济相互依赖性等理论,对中亚各国的经济状况、内外部经济风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从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角度,提炼总结了中亚国家经济风险的特征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三个层次,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宽泛性与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在中亚各国具体情况、“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具体问题等难以兼顾且缺乏深入研究,这是未来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方向。 | 2019 | 186 |
| 中亚造山带南段北山构造-岩浆作用及其地质意义的研究 | 王怀涛 | 兰州大学 | 北山造山带隶属中亚造山带南缘,地处塔里木板块、哈萨克斯坦板块和西伯利亚板块交汇部位,由多个岛弧、微陆块、蛇绿混杂岩、增生杂岩等拼贴而成。北山造山带经历了长期、多阶段复杂的俯冲-拼贴历史,形成了四条蛇绿岩带。区内构造环境复杂,是解析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和古亚洲洋的闭合时限关键地区之一。本文在野外调查及文献阅读的基础上,通过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锆石U-Pb年代学以及Sr-Nd同位素地球化学等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古生代-早中生代岩体时代、成因及其形成的构造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以下主要的认识。红柳河和玉石山蛇绿岩中辉长岩的LA-ICP-MS锆石U-Pb年龄分别为525±3.8Ma和535±3.6Ma。红柳河和玉石山蛇绿岩中的基性岩类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即兼有岛弧火山岩和洋中脊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ε_(Nd)(t)为变化范围较大的正值(+2.91~+12.25),(~(87)Sr/~(86)Sr)_i为0.7035~0.7053,指示其源于俯冲流体交代的亏损地幔部分熔融的产物,形成于“弧前”环境;进一步指出红柳河-牛圈子-洗肠井蛇绿岩形成时代可能指示着古亚洲主洋盆于早寒武世发生启始南向俯冲。花牛山变英安岩LA-ICP-MS锆石U-Pb年龄为454.7±0.87 Ma,富集Rb、Th、U、K、Pb,亏损Nb、Ta、Ti;Nb/La比值为0.28~0.45,Hf/Th比值为0.22~0.42。低Yb、Nb/La、Nb/La、Ce/Th、Ba/Th,变化的Th、高Th/Ta,显示出典型的火山弧岩浆岩特征,是晚奥陶世红柳河-牛圈子-洗肠井蛇绿岩带所代表的洋盆向南俯冲的产物。小泉东花岗闪长斑岩LA-ICP-MS锆石U-Pb年龄为395.86±4.2 Ma。该岩体属钾玄岩系列,具有低Sr高Y以及高的(Zr+Nb+Ce+Y)含量和10000Ga/Al比值,高(~(87)Sr/~(86)Sr)_i(0.7161~0.7193),低ε_(Nd)(t)(-7.57~-8.19)等,具A1-A2过渡型花岗岩的特征,为后碰撞伸展环境的产物,指示早泥盆世之前红柳河-牛圈子-洗肠井蛇绿岩带所代表的洋盆已经闭合。炭山子东橄榄辉长岩LA-ICP-MS锆石U-Pb年龄为366±2.8 Ma,岩石富集Rb、Ba、Sr、U、K等元素,亏损Nb、Ta、Zr、P、Ti,Nb/La比值为0.23~0.46,Hf/Th比值为0.88~3.81,平均值为2.97;(~(87)Sr/~(86)Sr)_i(0.7048~0.7049)和正的ε_(Nd)(t)(+3.72~+4.30),低Yb、Ta、Ta/Yb和高La/Nb,研究表明其是受俯冲流体的交代作用下的亏损地幔在活动大陆边缘弧环境部分熔融形成的。花牛山石英闪长岩、大山头石英闪长岩和双峰山花岗闪长岩LA-ICP-MS锆石U-Pb年龄分别为362.5±1.1 Ma、348.6±1.9 Ma、334.8±2.1 Ma,为钙碱性-高钾钙碱性准铝质I型花岗岩,富集Rb、K、Nd、Zr、Hf,而相对亏损Nb、Ta、P、Sm、Ti。Nb/La、Hf/Th比值接近典型岛弧岩浆岩的比值。(~(87)Sr/~(86)Sr)_i(0.7060~0.7095)和ε_(Nd)(t)(-4.81~+0.52)显示出壳幔相互作用的特点。研究表明这些花岗岩是先前受俯冲流体交代下的亏损地幔部分熔融底侵先前形成的玄武质下地壳再次发生部分熔融的产物,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指示其南侧辉铜山-帐房山蛇绿岩带所代表的弧后盆地于晚泥盆世向北俯冲,俯冲作用持续至早石炭世。花牛山花岗斑岩和小泉斑状花岗岩LA-ICP-MS锆石U-Pb年龄分别为232.4±0.55Ma和220±3Ma,具高钾钙碱性向钾玄岩过渡的特征。高(Zr+Nb+Ce+Y)含量以及10000Ga/Al比值,具典型A型花岗岩的特征(花岗斑岩为A1型花岗岩,斑状花岗岩为A1-A2过渡型花岗岩),指示其形成于后碰撞伸展环境。较高的(~(87)Sr/~(86)Sr)_i(0.7073~0.7074)和低的ε_(Nd)(t)(-1.74~-1.61)特征显示了其为下地壳物质(包括早期俯冲形成的新生岛弧物质)部分熔融的产物。综上,北山地区约在1.0Ga前岩石圈开始伸展裂解并逐渐扩张为古亚洲大洋,在早寒武世,红柳河-牛圈子蛇绿岩所代表的古亚洲洋启始南向俯冲于敦煌地块之下,于中奥陶世在南部形成花牛山岩浆弧,同时在古亚洲洋北部又发生了向北俯冲,俯冲于马鬃山地块之下,并形成了白云山-斜山-东七一山和窑洞努如-公婆泉岩浆弧;在志留纪,红柳河-牛圈子蛇绿岩带所代表的洋盆发生大规模的双向俯冲的同时,在北部形成芨芨台子-小黄山弧后盆地,南部形成辉铜山-帐房山弧后盆地;红柳河-牛圈子-洗肠井蛇绿岩带所代表的古亚洲洋于晚志留世末期闭合,北山南带进入后碰撞阶段。短暂的后碰撞伸展之后,晚泥盆世晚期,辉铜山-帐房山弧后盆地发生向北俯冲,同时芨芨台子-小黄山弧后盆地发生向南俯冲,形成相应的火山弧花岗岩;早石炭世晚期辉铜山-帐房山弧后盆地与芨芨台子-小黄山弧后盆地相继闭合,自此之后,整个北山地区全面进入后碰撞构造演化阶段。 | 2019 | 166 |
| 中中新世以来中亚干旱和C4植被演化在日本海的沉积记录 | 沈兴艳 |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基于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346航次在日本海西南部钻取的U1430站位的沉积岩芯样品,通过粒度、扫描电镜-能谱(SEM-EDS)、粘土矿物、地球化学(Sr-Nd-Pb同位素和黑炭碳同位素组成)等手段,约束了15 Ma以来U1430站位沉积物的主要源区,进而重建了中中新世以来(～15 Ma)中亚内陆干旱演化历史及其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新世以来中亚内陆干旱区域C3-C4植被的演化历史及其与构造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站位沉积物酸不溶组分的粒度主要由三个端元组成,其中最细粒级沉积物EM1可能主要由高空西风环流所搬运的中亚细粒粉尘物质和日本岛弧河流所搬运的岛弧火山物质风化产物共同组成;中等粒级EM2沉积物则主要来自低空东亚冬季风搬运的中亚风尘;最粗粒的EM3端元则由硅藻等生物硅和日本海周边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粗粒火山碎屑的直接贡献共同组成,但是与生物硅相比,火山物质只是EM3端元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粘土矿物以及Sr-Nd-Pb同位素组成进一步确认了U1430站位最细粒级的沉积物主要由中亚风尘物质和日本岛弧河流悬浮物质混合而成。同位素二端元混合模型计算结果显示,中亚风尘物质是研究站位粘土粒级沉积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来自中亚内陆干旱区域的风尘平均占U1430站位粘土粒级沉积物的77%以上,并且随着时代变新,中亚风尘物质对U1430站位沉积物的贡献逐渐增加。其中中亚内陆干旱区域通过大气环流的方式为研究站位提供富伊利石、高~(87)Sr/~(86)Sr而低εNd(0)的风尘物质,而日本岛弧端元则通过河流悬浮物质的方式为研究站位贡献了富蒙脱石、低~(87)Sr/~(86)Sr而高εNd(0)的火山化学风化产物。U1430站位粘土粒级硅酸盐矿物的伊利石/蒙脱石的比值以及εNd(0)值被用于追踪15 Ma以来中亚风尘输入日本海的强度变化,进而指示源区干旱程度演化历史。风尘指标显示,在11.8 Ma、8 Ma、3.5 Ma以及1.2 Ma左右中亚风尘物质向日本海的输入呈现阶段性增强的特征,指示中亚内陆源区的干旱程度在这几个时期有所增强。在青藏高原隆升和全球变冷的共同作用下,中亚内陆区域的干旱程度在以上几个阶段呈现出加剧的现象:其中11.8 Ma左右的中亚干旱受到了全球变冷和青藏高原隆升的共同控制;中亚在8Ma左右的干旱增强事件则主要受到了青藏高原隆升的影响;3.5 Ma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隆升,但是该时期全球急剧变冷事件超过青藏高原隆升的影响,成为导致这一时期中亚区域剧烈干旱的最主要控制因素。研究站位的黑炭碳同位素组成(δ~(13)C_(BC))变化被用于重建其源区C4植被长期演化历史。黑炭颗粒的形貌和能谱结果以及其碳同位素组成排除了日本岛弧对U1430站位黑炭的重要贡献,同时确认了U1430站位的黑炭主要由大气环流从中国西北内陆干旱盆地、黄土高原等中亚重要风尘区域输送到日本海区域。自晚中新世末期-早上新世初期以来,U1430站位的黑炭碳同位素比值显著升高,揭示了包括中国西北内陆盆地和黄土高原在内的广泛中亚干旱区域的C4植被在该时期显著扩张。在中亚C4植被显著扩张的同时,代表火活动频率和强度的黑炭含量和黑炭通量却显示出明显下降的特征,说明火活动频率和强度增强不是导致晚中新世末期-早上新世初期以来中亚区域C4植被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火活动频率和强度下降可能指示随着干旱加剧,广泛中亚区域的植被覆盖率下降,从而导致形成的黑炭含量和通量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可能也暗示该时期植被覆盖率的下降主要源自C3植被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均显著下降。全球C4植被在晚中新世-早上新世时期的扩张呈现非常显著的不同步性,表明大气CO_2浓度下降不是驱动C4植被扩张的因素,而区域水文气候条件的变化可能才是导致中亚这一显著C4植被扩张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冬季西风水汽含量下降以及东亚夏季风降雨同时增强导致的气候干旱程度和季节性同时增强是驱动广泛中亚区域C4植被自晚中新世末期-早上新世初期以来显著扩张的最重要因素。从晚中新世开始,西风水汽源区干旱程度逐渐增加,到了晚中新世末期位于西风水汽传输路径上的山脉发生隆升,与此同时帕米尔高原与天山发生碰撞并使二者之间的水汽通道关闭。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中新世末期-早上新世初期通过西风携带到中亚区域的水汽通量急速下降,导致中国西北内陆区域干旱加剧;而在黄土高原区域,在其所接受的冬季西风降水急剧下降的同时,东亚夏季风降雨却有所增加,在这二者的共同影响下,黄土高原区域的干旱程度和季节性同时增强,创造了更适宜C4植被生长的环境,并最终驱动包括中国西北内陆盆地和黄土高原在内的广泛中亚干旱区域C4植物显著扩张。研究首次揭示了中新世以来中亚干旱区域古气候与古植被在日本海的沉积记录,并探讨了构造事件尺度上青藏高原隆升和全球变冷对中亚干旱加剧的影响,强调冬季西风降水变化对晚中新世以来中亚气候和植被的演化的关键作用,冬季西风水汽与夏季风降雨之间的竞争关系对于亚洲生态系统中的C3-C4植被的相互转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 2018 | 121 |
|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经贸合作研究 | 基姆金娜·维罗妮卡 | 辽宁大学 | 几百年来,欧亚大陆一直是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与媒介,而现如今,其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意义不但依旧明显,而且愈加重要。一个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全球化的发展与壮大,欧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北京关于推动贸易投资的各项举措,都为其创造了新动力。近几十年来,中亚地区合作加强的趋势十分明显。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之一,这是由于该区域具有重要的能源和运输潜力,具有整合欧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领域的潜力。由于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该区域的不稳定性也是引起外界关注的一个因素。它促使中国、俄罗斯和与本地区接壤的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确定新的战略与对策。中亚地区对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决定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有三点:第一,中亚地区为中国西部、西北部地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可能;第二,该区域利用其自然资源为创造一个新的交通走廊提供了可能;第三,国际金融危机迫使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因此,一系列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等条件促成了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白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及独联体国家的积极参与者。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及2014年白俄罗斯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后,白俄罗斯有意更加积极地参与欧亚各领域的交往与交往。因此,关注和研究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对于白俄罗斯而言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把与白俄罗斯合作的因素考虑进去,似乎也是今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这一新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强化和提升区域经济合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在分析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同时,兼顾国家和地区利益平衡这一考虑。在研究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属性与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互动的实质,这其中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合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合作的模式与特点,以此来揭示中国对外政策观念在特定历史和政治经济形势下的轨迹走向,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发展进程中的反映。 | 2018 | 137 |
| 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研究 | 李朝飞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直构筑所谓第一和第二岛链,奉行“遏制而不孤立”政策,在东北亚、东海、南海和南亚四大区域构筑反华“C型”包围圈,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东亚国家”,但中国更是一个“亚洲国家”,通过陆海联动、东西联通凸显陆海两栖型大国的优势与地位。中亚是中国突破西方封锁和战略围堵的重要突破口,是中国巩固西北边境地区稳定、预防极端组织和思想渗透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和拓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软实力外交是新时代中国对中亚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塑造力、经济影响力和文化亲和力构建意义重大,也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和地区大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软实力外交包括宣介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念、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力、宣传中国模式和建立孔子学院等方式,未来还可以通过发展中国旅游、建立文化代表处、促进中国经典作品外译和促进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中亚各民族民心相通。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是中国特色的大外交,它是实力与影响力、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内宣与外宣相互统筹的结果,也是外交部、文化部、宣传部与商务部等各部委既相互分工又彼此配合的重要实践。主体、客体、路径和话语是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外交的四大要素。未来,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应在主体整合、客体选择、路径创新和话语构建等方面,充分利用好“组合拳”,以民心相通为目标,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以政策沟通为保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载体,讲好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民生优先”的故事,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力。 | 2018 | 180 |
| 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分歧管控研究 | 鲍庆祥 | 华中师范大学 | 中美关系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两国的各自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世界局势的变化。为促进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自倡议提出以来,中美两国都为此做出了共同的努力。但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当前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目前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逐渐增强的综合国力,中国对外战略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原先的“韬光养晦”逐渐向“有所作为”转变。中国希望参与全球规则与秩序的制定,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与当前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在全球各个区域发生一定的摩擦与碰撞,这些碰撞使中美两国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中亚作为中国的战略边疆和美国的“心脏地带”,在两国的对外战略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中美在中亚没有直接的冲突,但由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安全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对中国、美国、中亚而言都将造成巨大的影响。为了构建中美中亚战略互信避免两国在中亚陷入冲突对抗,防止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应该管控在中亚地区存在的分歧。第一章,对中美中亚分歧及其影响进行说明。首先,将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分歧表现进行梳理,认为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安全三个维度。其次,分析中美中亚分歧对中国、美国、中亚将会造成的影响。最后,基于中美中亚分歧的表现与影响,得出中美之所以在中亚存在分歧,是由中美两国国家角色定位不同、缺乏战略互信以及在经济建设中的可替代性特征所造成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分歧必须进行管控这一判断。第二章,对影响中美中亚分歧管控因素的分析。通过对影响中美中亚分歧管控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以及第三方因素的梳理。证明正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存在,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分歧才拥有了管控基础。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局势下,国家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增加了中美两国管控分歧的意愿,为中美两国的分歧管控提供了突破口。同时已有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对话渠道和中美智库的智力保障,也推动了中美中亚分歧管控的步伐。同时,中美在中亚的分歧管控仍然面临来自特朗普的美国利益至上战略、中国国内发展的矛盾以及中亚国家大国平衡战略的负面影响。此外,在第三方因素方面,俄罗斯、伊朗、印度都可能造成中美在中亚地区形成“集团性”对抗,成为阻碍中美中亚分歧管控的不利因素。但它们也可能成为促进中美中亚分歧管控的催化剂,关键在于分清上述三国的中亚战略目标,统筹各方利益。第三章,论证中美中亚分歧管控的最优路径选择是中美中亚合作。首先,从分歧管控的机理内涵入手。本文认为管控分歧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是管理分歧、控制分歧、维护利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歧管控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中美在中亚的分歧管控应该选择合作的路径。然后,本章通过理性主义的观点,论证了中美中亚合作的可行性。最后,本章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论证了中美需要建立一定的分歧管控机制,才能防止中美在中亚地区陷入“囚徒的困境”,从而保障中美在中亚地区合作的持续进行。第四章,从分歧管理机制与分歧控制机制入手,分别论述中美在中亚地区如何建立以上的两种机制。就管理机制而言,由于管理强调的是对分歧的认知,所以可以从深层性、表面性、战略性、策略性、高风险、低风险对两国之间的分歧进行归类,并且在分歧评估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详细周全、国家利益、包容性、时效性的评估原则。就控制机制而言,本文认为应该从政府层面、国际组织层面、社会层面三管齐下,构建一个全方位、系统的分歧控制机制以促成和保障中美中亚分歧管控的顺利进行。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中美中亚分歧管控与机制的构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新尝试、这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尝试、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次尝试、这是中国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但要管控中美中亚分歧以及构建中美中亚分歧管控机制,中国仍需注意来自如何统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挑战、如何制定分歧划分标准统筹中国、美国与中亚的三方利益结合点的挑战以及美国实力的衰弱对中美中亚分歧管控机制构建的负面影响。 | 2018 | 132 |
| 中国电影在中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 胡凯 | 陕西师范大学 | 文化走出去既是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明间对话与交往的趋势,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内在需求。电影兼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具有强大的跨文化传播力和辐射力,在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周边环境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向周边国家说明中国,提升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认同度,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显得重要而迫切。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交接地带,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亚五国是中国重要的邻邦,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者和参与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由于历史原因,中亚民众对中国了解较少,急需通过文化交流来增进了解和认同。又由于现实原因,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播效果不佳,亟待提升。因此,考察中国电影在中亚国家的传播情况,不仅包含着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中国电影本身的审视之义,也是对“文化先行”理念的践行,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自觉思考,更是对不同文化间构建对话与共生的和谐关系的一种积极探索。以此为逻辑起点,论文立足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从传播历程、传播语境、文化表达力、文化传播力四个维度出发,对中国电影在中亚传播这一时代命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在对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充分梳理之后,论文首先细致回顾了 1949-2016年期间中国电影在中亚国家的传播历程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的具体样态、现象和特点,以期对日后中国电影在中亚的传播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和参照。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多重语境下的挑战和历史与现实的机遇两方面出发,对中国电影在中亚传播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传播格局的失衡,中国与中亚间较大的文化差异,以及中亚文化场域中多种文化力量的交锋与博弈,给中国电影在中亚的传播增添了障碍和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共同的历史记忆、人文交往的基础、经济发展的诉求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又为中国电影在中亚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其次,论文对中国电影在中亚传播过程中的内容生产、传播环节等内在因素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审视。在跨文化传播的场域中,中国电影完成的正是一个自我阐释的过程。因此,如何对中国形象、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从历时和共时角度予以镜像化呈现值得思考,对此进行的考察也就显得必要而有意义。论文从2005-2016年间通过电影节、文化日、电影院和网络等官方与民间渠道传播到中亚的中国电影中随机抽取研究文本,并按照历史题材、近现代题材、当代题材和武侠功夫题材予以分类,分别从文化形象、文化主体、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四个维度对中国电影进行了内容分析,深入思考中国电影在中亚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表达力。接着,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出发,运用“钻石模型”理论,通过与其他国家电影在中亚传播情况的横向对比,聚焦于中国电影在中亚的文化传播力,进一步探究中国电影在中亚传播的真实状况和遭遇的现实困境。论文的最后,针对目前中国电影在中亚传播的现状,认为必须在传播层面、生产营销层面以及政策层面共同推进才能提升中国电影在中亚的传播效果,增强其在中亚的竞争力。电影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有效工具,电影的国际传播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増强,中国与中亚间交往的日益密切,为中国电影在中亚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中国电影将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与中亚各国间的友好往来,为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作出应有的贡献。 | 2018 | 203 |
| 基于树轮的中亚西天山干湿变化研究 | 张瑞波 | 兰州大学 | 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共同面临的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气候变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降水变化更是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因此,理解区域干湿变化一致性规律尤为重要。中亚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区,位于我国西风带天气系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变化敏感;天山山系是中亚干旱区最大的、最重要的山系,其孕育了诸多中亚文明,同时,该地区是国家发展战略“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带,理解该区域气候历史干湿变化规律对全球变化研究和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树木年轮是历史气候环境变化研究的主要代用资料之一。虽然天山树轮气候学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基于仪器观测的树木径向生长规律及其对微气象因子的响应在天山山区尚未开展;另外,大量重建序列集中在中国境内,基于树轮资料理解中亚西天山区域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瞄准天山树轮气候研究薄弱领域和区域,首先基于Dendrometer方法初步揭示了雪岭云杉(Picea schrenkiana Fisch.et Mey)年内径向生长规律及其对微气象因子的响应特征。并在研究薄弱的中亚西天山进行大范围树轮采样,建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多条树轮宽度年表,分别重建了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流域、哈萨克斯坦南部伊犁阿拉套和东部准格尔阿拉套过去百年干湿变化序列,并给出了其历史干湿变化特征,结合临近的中国伊犁地区重建的降水序列,分析了西天山干湿变化的地域差异及可能的原因,最后,对比了天山山区其他序列,揭示了天山山区近百年干湿变化的主要规律。主要结论如下:1.雪岭云杉径向生长对气候响应:1)树木年内径向生长对气候的响应:雪岭云杉的主要生长期即早材形成时期为5月下旬-7月下旬,经历了细胞快速分裂、增大和细胞壁加厚过程,因此,早材的宽度决定年轮的宽度。在生长季,雪岭云杉的径向生长的变化与日温度、蒸发、日照时数和水分亏缺(VPD)呈显著负相关,并与降水和相对湿度显著正相关。水分在雪岭云杉树木径向生长过程中起主要作用,5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水分(即春旱)制约着天山山区雪岭云杉径向生长。2)树木年际径向生长对气候的响应:天山山区高海拔树轮年表对气候的响应较为复杂,受温度和降水的综合影响,而低海拔树木径向生长都与生长季之前和生长季前期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上年7月到当年6月的降水对天山山区树木径向生长有重要影响。同时,温度变化对树木径向生长也有一定作用,具体体现在春季高温引起的干旱会导致窄轮的形成。因此,生长季前期和生长季之前的水分状况是天山山区雪岭云杉树木径向生长的有重要影响。3)树木径向生长对积雪的响应:生长季前一年的冬季降水、最大积雪深度、积雪深度大于10cm日数以及最大雪压都与树木径向生长显著正相关,积雪通过水分储存、延长融雪期和保温作用等方式影响雪岭云杉树木径向生长。2.中亚西天山百年干湿变化规律中亚西天山20世纪干湿变化规律较为一致:1900s湿润,1910s干旱化,1910s是近百年最为干旱的十年,而1917年是最为干旱的一年,1920s-1930s逐渐转湿,1940s有短暂的干旱化,1950s-1960s又变湿,1970s变干,1980s-2000s,经历了持续的快速的增湿过程,但在百年中,该增湿过程并不异常。近年来,天山山区的干湿变化趋势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伊塞克湖流域持续变湿,天山北坡2000年以后有波动的干旱化趋势,但该干旱化趋势可能只是正常的气候波动而非突变,而东部天山1940年以来持续干旱。天山山区在1879年、1917年和1945年存在大范围的极端干旱。其中,1877-1880年的持续干旱与历史上中国北方“丁戊奇荒”相对应,而1917年和1945年的极端干旱在新疆、中国北方和蒙古都有对应。中亚西天山过去干湿变化存在着2-7a、11a左右的短周期和17a、30a左右的长周期变化,西天山过去百年干湿变化可能受北大西洋涛动(NAO)控制,同时,可能与大尺度的气候震荡有关。而天山东部可能受ENSO等气候震荡影响更为明显。 | 2017 | 123 |
|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 | 张轶 | 陕西师范大学 |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金融合作成为整合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倡议实施过程中,沿线国家之间通过开展金融合作,加强金融安全保障措施,防御金融风险,确保各国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中亚国家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核心区,又是中国目前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无论是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顺利推进还是中国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都应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共赢。近些年,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规模的迅猛发展,合作领域逐渐扩展到能源、交通、产能与金融等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金融合作历史悠久,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与人文基础,经济贸易互补性较强,又拥有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重要合作平台,加之“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中亚国家各自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高度契合,具备良好的金融合作基础。金融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与提高投资效率的引导作用,金融合作成为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贸易合作、能源合作、技术合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中亚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工具。加强贸易畅通,促进货币流通,深化金融合作,更是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推动互联互通战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为研究对象,以最优货币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按照“为什么要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金融合作基础—金融合作现状—金融合作障碍—金融合作推进措施”的思路,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内在关联机理,依次从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和金融合作协同性三个层面进行金融合作水平测度,进而科学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有效推进策略。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性结论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区域金融合作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研究状况,明确区域金融合作的内涵与发展过程。通过对古丝绸之路历史渊源、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基础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条件三方面分析,确定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具备良好基础。运用OCA指数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可行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尚不具备货币合作的条件。通过从多边金融合作、双边金融合作、商业银行合作、政策性银行合作、证券领域合作以及金融交流合作多个角度,明确贸易投资环境欠佳、金融发展差异性大和金融合作缺乏协同性是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障碍因素。通过构建双元金融合作潜力模型,从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和金融合作协同性三个宏观层次因素,检验三种要素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关联性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金融合作协同性均对跨国金融合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影响。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合作协同性与金融合作呈显著正相关,金融发展差异性与金融合作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分析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和金融合作协同性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水平进行测度,首先,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性进行分析,构建贸易便利性指标体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性指数对双边贸易流量影响较为显著,且为正向。影响贸易便利性要素众多,因而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动都将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差异性进行分析,构建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差异性显著: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六国金融发展水平排名与经济实力排名大致相符。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最高,金融基础优势最明显,其次是金融深度,但金融活力相对落后。再次,运用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金融合作协同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有序度、融资能力有序度以及金融安全有序度三个层面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协同性,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自2014年开始金融合作表现出协同状态,但协同程度仍较低且近几年变化不大。其中金融安全有序度表现最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安全有序特征越来越明显;而金融服务有序度表现最差,反映出金融服务仍处在调整与转型期,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因此,有必要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新进展,加强边境口岸管理,推进跨境人民币交易进程,提高贸易投资便利性。积极发挥亚投行引领作用,优化金融合作平台,并不断加强金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提高跨境金融市场服务效率,逐渐缩小中亚国家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同时完善跨境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深化跨境贸易金融监管合作,全面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协同能力。 | 2017 | 160 |
| 基于多源卫星数据的中亚地区湖泊水量变化监测研究 | 郑佳佳 | 南京大学 |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湖泊是地表水的重要存在形式,占地球表面液态淡水资源的90%以上,其空间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陆地表面水资源的区域差异和利用状况。而另一方面,水资源的时空变化也体现了气候变化,地表过程和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物质迁移及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加之近年来强烈的人类经济活动干扰,导致了许多湖泊面积萎缩、水位下降、水体富营养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降低、污染严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甚至濒临消亡。中亚地区地处北半球中纬度欧亚大陆腹地,自然降水量稀少、蒸发量大,是全球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湖泊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随着中亚地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人类高强度的水土资源开发,导致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河流水位下降,湖泊萎缩甚至消失。而由于水资源的一系列纷争,导致周边国家地区之间产生摩擦,也给区域间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研究中亚地区湖泊水资源的变化规律,正确评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湖泊的影响,可以为水资源保护和干旱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重点选取了中亚地区面积较大的30个湖泊(面积大于100 km2),针对其较长时间序列的湖泊水位、面积以及水量的监测数据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气温和降水量等相关数据分析了单个湖泊水位、面积、水量以及整个中亚地区陆地水储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采用Tope×/Poseidon、Envisat/RA-2,Jason-2三种雷达卫星测高数据监测了 1992-2015年中亚地区30个湖泊的水位变化。从总体上看,1992-2015年中亚地区的湖泊水位变化各异,其中有17个(约占57%)湖泊水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趋势最大的湖泊是南咸海(-0.447 m/a)。另外有13个(约占43%)湖泊水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上升趋势最大的湖泊是阿牙克库木湖(0.281 m/a)。位于平原地区的9个尾闾湖的水位表现出有的持续下降、有的持续上升、多数保持平稳的特点。高山高原地区的8个封闭湖泊水位变化的季节性明显,年内变化很大,而年际变化较小。13个外流湖的水位表现出普遍下降的特点,年内变化和年际变化都十分显著,每个湖泊下降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中亚地区的湖泊水位变化有明显的由西向东从大变小的趋势。中部地区的湖泊水位多数升高,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湖泊水位多数下降。(2)以光学卫星Landsat TM/ETM+/OLI影像为数据源监测了 1992-2015年中亚地区30个湖泊的面积变化。从总体上看,湖泊的总面积也是呈缩小的趋势,总共减少了 27494.872 km2,和1992年的面积相比减少了 5.868%。30个湖泊中有15个湖泊的面积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缩减最厉害的是南咸海,另外15个湖泊面积呈现增长趋势,增长最多的湖泊是北咸海。位于平原地区的尾闾湖面积变化显著,北咸海面积增大的比例最多(17.368%),南咸海面积缩减的比例最多(-81.069%);高山高原地区的封闭湖泊的面积变化幅度都不大,比较稳定;外流湖的面积变化没有一致的规律性,多数湖泊的面积呈现出萎缩趋势,面积增大的湖泊数量较少而且增大幅度也较小。中部地区的湖泊面积大多是升高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湖泊面积大多是下降的。(3)根据各湖泊的水位变化和面积变化,基于经验公式计算了 1992-2015年中亚地区30个湖泊水量的整体变化,并结合气象台站数据和人类活动因素分析了湖泊水量变化的原因。1992-2015年中亚地区湖泊的总水量呈减少的趋势,总体水量减少了 499.846 km3,平均每年减少21.732 km3。湖泊水量的减少逐年递增,越来越严重。尾闾湖的水量变化都比较大,其中萨雷卡梅什湖水量增加最多(24.273 km3)。封闭湖的水量变化的幅度都不大,除了阿牙克库木湖水量增加最多(10.479 km3),其他的湖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外流湖中水量下降的湖泊占多数,但是整体幅度不大。从空间分布看,中部的湖泊水量增加,东部和西部的湖泊水量减少。(4)利用2002-2015年GRACE地球重力场数据估算了中亚地区陆地水储量变化,并与湖泊水量变化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整体上来看,中亚地区陆地水储量的变化是下降的,下降速率为-0.318 cm/a。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增大的趋势,并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水储量变化增速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与青藏高原交界处。而陆地水储量变化减少的区域主要包括阿尔泰山西南部准噶尔盆地的部分地区以及整个咸海流域,下降速率最大达到-5.271 cm/a。(5)中亚地区湖泊水量变化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均有关系。气温的升高会造成流域内有冰川分布的湖泊水量增加,如天山山脉附近的巴尔喀什湖等。而流域内没有冰川分布的湖泊,会因为气温的升高,导致蒸散量加大,加上降水量的减少,造成水量减少,如蒙古高原上的湖泊等。同时在流域内建有水坝和水电站的湖泊水量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如吉尔吉斯湖、博斯腾湖等。中亚地区的陆地水储量与气温呈现负相关关系,与降水量呈现正相关关系。气温的升高造成了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冰川的融化,加上此处降水量的增多,最终导致周边区域的陆地水储量增加。天山山脉区域的陆地水储量减少是由于气温的升高和降水量的减少。咸海流域的陆地水储量减少是流域内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造成的。(6)1992-2015年巴尔喀什湖主要经历了水位持续上涨和水位波动下降的过程,2006年之前的上升幅度大于之后下降的幅度,因此水位总体呈上升趋势,24年里共计上升1.290 m。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的原因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均有关系,气候变化的贡献量要大于人类活动的贡献量。1992-2015年博斯腾湖主要经历了水位持续上涨和水位持续下降两个阶段,水位下降幅度大于水位上升的幅度,24年里共计下降了 1.912 m。博斯腾水位变化的原因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均有关系,水位的升高和水量的增加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更大,水位下降和水量的持续减少与人类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密不可分。 | 2017 | 175 |
| 中亚干旱区内陆湖泊盐尘气溶胶时空演变及其间接气候效应 | 张喆 | 新疆大学 | 盐尘暴是指干涸湖底的富盐沉积物在大风天气的强劲风力作用下风蚀起尘而导致的自然天气现象,是沙尘暴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一种常见但长久以来一直被人忽视的自然灾害。与沙尘灾害相比,盐尘灾害的发生源地一般是以干旱区湖泊退化所造成的干涸、裸露的湖底为主要尘源,还包括其周边由于土壤退化所形成的盐碱地地区。该地区土壤富含大量可溶性盐碱成分且土质疏松,在大风天气作用下更易于粉尘的风蚀和扩散。亚洲的中部地区是全球沙尘灾害发生比例、沙尘气溶胶排放贡献量相对较大的地区,近50年以来,在区域自然气候和人类不合理活动的影响下,干旱区内陆湖泊均处于急速退化的状态,其中,中亚的咸海和中国的艾比湖湖泊萎缩造成了大面积的湖底裸露,干涸湖底成为了丰富的粉尘和盐尘源,使得该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盐尘灾害威胁,严重威胁新亚欧大陆桥的安全运行以及“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建设和实施。相关学者针对盐尘灾害和区域气溶胶光学特性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研究,但是针对盐尘暴灾害对区域大气污染状况以及盐尘气溶胶光学性质的讨论较为缺乏。本研究利用多源遥感技术系统的认识了中亚地区尘暴灾害的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通过获取2002至今的该地区的尘暴总体演变态势,揭示了干旱区内陆湖泊退化所造成的对中亚地区气溶胶时空格局的影响;针对咸海和艾比湖这两个典型的盐尘源区,利用卫星和地基遥感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盐尘灾害发生典型时期气溶胶光学特性参数,再用以典型的沙尘气溶胶和城市-工业气溶胶光学特性作为参考,以此实现盐尘气溶胶光学特性的识别;综合温度、气压、相对湿度、水平和垂直风速等气象条件,对始发于干涸湖底(咸海、艾比湖)的盐尘污染物扩散轨迹进行逐天的模拟,再根据空间相似度按照季节进行分组,从而确定盐尘污染物季节性潜在扩散特性;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中亚地区气溶胶-云-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主要针对盐尘污染区域,深入的分析盐尘气溶胶与云和降水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中亚地区气溶胶光学厚度空间分布季节性差异显著,近14年之间总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受下垫面的状况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地处新疆天山山脉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地处中亚腹地目前已趋于干涸化的咸海地区以及面临着和咸海一样的生态危机的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艾比湖流域下风向地区是AOD的高值区;其中,中亚的咸海地区和新疆的艾比湖流域下风向地区aod在2002年到2015年之间的增长趋势最为显著,是近年来干旱区内陆湖泊退化程度剧烈的最为直观的证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aod变化的程度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为世界著名的沙漠之一,下垫面状况主要表现为流沙,且短时期之内不易发生显著的变化。在下垫面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该地区上空aod主要是受温度和风速这两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针对不同的季节,影响aod的主导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2)春季是沙尘释放和运输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对近尘源地区而言,尘暴天气发生的时候,粒径较大的沙尘颗粒主要集中在近地面0-2km高度范围内的低层大气中,此高度范围内沙尘粒子的不规则程度相对较高,随着大气高度的增加,高层大气中气溶胶粒子的不规则性和粒径尺度都呈现出减小的趋势;盐尘源区的近地面0-2km高度范围内,气溶胶的散射能力是最强的,此高度范围内的退偏比值范围主要是集中在10%-30%之间,色比值表现为集中在0.3-0.8之间;2km以上的高度范围之内,随着距离地面的大气高度的增加,大气中气溶胶的散射能力则逐渐的减弱,盐尘气溶胶退偏比值主要集中在5-15%左右,色比值则主要集中于0.3。与沙尘气溶胶相比,受盐尘污染的沙尘气溶胶的球形程度相对较高,颗粒物的粒径尺度相对较小。(3)艾比湖湖泊退化造成大范围干涸湖底的裸露是该区域发生土壤盐渍化和盐尘灾害的最主要的原因;距离艾比湖相对较近的精河县城受到源自于艾比湖的盐尘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的地区影响程度显得特别的显著,随着距干涸湖底尘源区的水平距离的增大,大气中气溶胶的主控粒子粒径呈现出逐渐的减小的趋势,而粒子粒径的变化幅度则表现为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说明距离尘源区较远的地区除了要受到艾比湖盐尘灾害的影响外,同时还可能受到它周边的地区局地的尘源介入的影响;春季艾比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受到的主要是源自于艾比湖干涸湖底以及干涸湖底周边的农耕造成的地表疏松土壤的影响,此时流域受到的是浮尘天气影响,此时漂浮在流域大气中的粉尘颗粒主要以沙尘形式存在,表现形式主要是粗模态的;冬季时期,北疆地区供暖烧煤导致大气气溶胶主要是以人为工业污染造成的气溶胶为主,此时的气溶胶颗粒则是以细模态的形式存在;无论是沙尘还是盐尘,尘暴灾害的的发生总是离不开风力的作用,对艾比湖流域而言,风速是影响整个流域乃至北疆地区大气气溶胶变化的最为主要的因素;一般情况下,尘暴灾害发生时,大气中的气溶胶粒子对空气中的水分反应不明显,主要表现出非亲水性,但与一般的沙尘灾害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不同,艾比湖盐尘灾害发生时,粉尘中含有大量的源自艾比湖干涸湖底的可溶性盐离子,这些可溶性盐离子对大气中空气湿度反应明显,使得该地区大气气溶胶颗粒表现出一定的亲水性。(4)在西风环流大背景的影响下,咸海地区盐尘的潜在扩散方向主要是以东北,西南和南为主,向西北和东南方向扩散的概率相对比较小;其中,向东北方向扩散的距离是最远的,扩散高度也最高,影响范围甚至可以达到俄罗斯中部地区;和东北方向的扩散路径相比,向西南方向的扩散路径发生高度和扩散距离都相对较近,主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但此方向和高度发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说明咸海盐尘主要影响范围集中在此区域内;对艾比湖而言,在阿拉山口大风的影响和推动下,该地区盐尘灾害主要是影响其流域的东南方向,即精河至乌苏一线,盐尘颗粒主要以自西向东扩散为主,扩散的高度集中在3000m的范围内,影响的范围主要包括新疆境内的精河县-乌苏市-奎屯市-沙湾县-石河子市-昌吉市-乌鲁木齐市-哈密等地区以及甘肃-内蒙古-蒙古国-河北-辽宁等地区,最终对华北地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43%的扩散轨迹集中在1km高度范围以内,对艾比湖周边的博乐市、精河县、托托乡、乌苏市产生较大影响,与降尘数据结合来看,虽然理论上盐尘扩散范围远,但仍然是对其周边地区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5)整体来看,中亚地区气溶胶抑制降水,但咸海周边地区秋季呈现出促进降水的趋势,这是否和该区域下垫面状态不同导致的区域气溶胶颗粒存在差异有关还需要进一步针对该区域进行小尺度的研究;气候对降水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气溶胶对降水的形成有影响,但并不起主导作用。 | 2017 | 104 |
| 中亚与中国能源合作研究 | ZHAKISHEVA LAZZAT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能源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能源可以说是人类血液的第二层。最近十多年来,世界变化速度快、范围大、层次多、影响深,世界秩序和格局日益复杂与多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今世界,能源是各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世界能源发展面临着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三大挑战。能源对世界各国的格局和政治文化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影响仍在继续。中亚的油气、煤、水能、风能、太阳能非常丰富,已成为世界关注的能源基地。中亚一直是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而该地区丰富的能源储备,更是吸引了各个大国追逐,由此成为世界的能源政治的中心。同时,中亚各国将能源视为经济发展的支柱、独立和安全的基础,发展大国关系的保证。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资源关系到国家生存与发展。但中亚的能源开发和利用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开采利用价值低、在能源开发方面的急功近利致使地区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国家之间常因能源供求产生矛盾,能源发展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等。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石油世界消费国,已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国内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消费的需求,能源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对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开展世界能源合作,扩大国际能源贸易,促进对外投资和跨国能源公司发展,积极参与世界能源战略对话,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积极向外发展,到外国投资开发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血液支持”,使得中国的能源安全得到了保障。当中国鼓励能源公司发展海外能源市场时,中亚国家现实地选择与中国开展互补的能源合作。进入本世纪,中亚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建立区域合作共同体,始终坚持深化友好合作机制。坚持与中亚五国建立利益共同体,化解矛盾,增进互信,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自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三年多来,五十多个国家积极响应,亚欧大陆共同发展迎来重大机遇。中亚-中国的合作保持“先行一步、一马当先”的势头。中亚各国期望与中国共同发展,为发展地区经济和改善民生谋求外部援助。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与中国签署双边合作协议。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粮食”以及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幸福时代”等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高度吻合,这为中亚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本研究先对世界、中亚以及中国的能源形势作简单分析,然后叙述中亚与中国能源合作的现状和机制,阐述双方未来能源合作的挑战与机遇,并提出相应的建议。首先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介绍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指出能源博弈与合作并存,然后概述中亚能源和中国能源状况,再介绍能源是沟通中亚和中国的桥梁,双方之间近二十年的能源合作历程。第二章先从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油气管道建设、油气加工、油气贸易、油气相关工程服务、技术合作、能源金融合作阐述了中亚与中国的能源合作领域,然后分别介绍了中亚五国的能源状况以及各国与中国的合作情况。第三章探讨了中亚与中国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安全机制、争端机制以及协调机制。第四章论述了中亚与中国能源合作需面对诸多挑战,如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斗争、“三股势力”、生态环境恶化、里海划分等。第五章则是在分析中亚与中国能源合作的机遇基础上,对双方合作提供中肯的建议。 | 2017 | 146 |
| 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研究 | 王强 | 中央财经大学 |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为保证国内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油气企业跨国投资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我国油气企业在海外已经构建五大战略区,其中中亚俄罗斯是最重要的战略区之一,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其战略位置更加凸显。中亚俄罗斯等国家传统上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由于这些国家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国家经济运行对能源产业依赖性很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中面临当地政府对油气等能源投资管控严格、相关投资政策复杂多变、同时设置各种附加的投资条件、以及牵涉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等问题。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下,我国油气企业要想在该地区投资获取油气资源和预期收益,必须建立系统的投资决策机制,其主要包括如下四个环节:识别可供利用的可能的投资机会(机会识别分析);厘清各种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我国油气投资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影响(影响因素分析);将可供识别的各种机会,利用自身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多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战略(投资战略选择分析);最终通过正确选择相应的投资战略,实现提升企业绩效等预期目标(企业绩效表现分析)。投资战略选择在整个投资决策系统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是整个投资决策系统的核心和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企业绩效的最终表现。为此,本文选择以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为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投资战略选择进行研究,向前开始于机会识别和影响因素分析,向后延伸出企业绩效表现评价,最终形成对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的系统性分析,进而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提供系统性参考。基于以上逻辑,本论文在对跨国投资战略以及能源合作相关理论梳理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在投资战略选择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研究方面较薄弱的问题,主要围绕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模型的构建及其实施效果等内容,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展开研究。理论方面: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在系统分析影响我国油气企业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的涉及投资机会识别的投资战略选择模型,并提出四种投资战略选择类型: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实证方面:主要以我国在中亚俄罗斯地区从事投资业务的油气企业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各种影响因素对不同的投资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投资战略选择对于油气企业的市场绩效表现的具体作用,进而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的实施效果的判断,提供经验支持。最后,针对现有研究中,典型案例较欠缺的事实,利用本文作者实地参与中国石油集团在俄罗斯的亚马尔LNG项目的有利条件,用该具体案例系统演绎了投资战略模型各个模块具体运作的思路和步骤。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从保障我国能源供给、推动我国油气企业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实施现实背景出发,通过分析我国油气企业中亚俄罗斯投资现状、投资环境,找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中亚俄罗斯是我国油气企业投资的传统战略区,政治环境较好,经济互补性强,但由于中亚俄罗斯地区经济结构单一,对石油等能源依赖强,油气企业竞争激烈,外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而确定以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为研究主题。二是介绍了本文借鉴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及钻石模型,并通过文献分析找出现有研究在投资战略选择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研究方面较欠缺的不足点。三是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展开对投资机会识别的分析,对我国油气企业中亚俄罗斯投资机会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模型(包括以上四环节),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结合实施各种战略类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完整的研究框架,从投资机会识别和影响投资战略的关键因素开始,到具体的投资战略实施类型,再到如何影响最终的企业绩效。通过上述传递路径形成了我国油气企业投资战略选择的形成机制。四是是运用微观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油气企业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投资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进行具体验证。通过结构方程,分别验证影响投资战略选择的六种要素对投资战略选择的作用方向和大小。研究发现:1.高管竞争优势预期能力通过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高管竞争优势预期能力与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关系不显著。从路径系数上看,高管竞争优势预期能力对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影响要大于对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2.共同愿景能力通过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共同愿景能力与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关系不显著。从路径系数上看,共同愿景能力对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影响最大,其次是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最小的是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3.管理利益相关者能力与获得利益相关者激励能力通过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来间接的影响企业绩效,管理利益相关者能力与获得利益相关者激励能力分别与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关系不显著。通过路径系统比较,管理层制定投资战略时对管理利益相关者能力的关注程度要高于获得利益相关者激励能力,表明企业管理层在选择投资战略时较多的是从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考虑,而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激励程度考虑较弱。4.资源国产业资源可获取性通过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和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来间接的影响企业绩效,资源国产业资源可获取性与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关系不显著。路径系数显示,我国油气企业所在资源国产业资源可获取性差时企业选择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获竞争优势,资源国产业资源可获取高时企业选择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获取竞争优势。5.利益相关者压力通过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从路径系数显示,利益相关者压力对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的影响程度最大,对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的影响程度最小,表明我国油气企业在受到利益相关者压力时,最先考虑的是从企业内部入手,采取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发挥企业竞争优势,尽快解决利益相关者压力,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缓解压力。6.我国油气企业可选择实施的上述四种不同类型的投资战略对企业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充分反映了我国油气企业进行不同的投资战略选择,对我国油气企业提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通过路径系数可看出,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程度最大,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投资战略对企业绩效正向影响程度最小。从路径系数上充分反映了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选择实施各种类型投资战略的优先顺序,其中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最有可能为企业带来绩效的提升,说明战略伙伴是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获取绩效的主要来源。五是运用典型案例,俄罗斯北极地区亚马尔LNG项目从启动到实施的7年投资案例回顾,进一步印证了本文设计的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地区投资战略选择理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对生产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通过本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以及以往成功案例的验证,我国油气企业在进行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时,可直接运用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如果我国油气企业高管认为投资战略可带来竞争优势预期时,可选择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和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而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可不予以考虑,并且针对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与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之间做出选择时,更应侧重后者。第二,如果我国油气企业具备构建共同愿景的能力,可以选择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这些战略都可有力地提升企业竞争力,但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不是选择项。选择投资战略时,优先选择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其次是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最后是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第三,如果我国油气企业具备管理利益相关者能力时,优先选择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对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不予以考虑。第四,如果我国油气企业在实施投资战略时能够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激励,优先选择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对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不予以考虑。第五,如果资源国产业资源可获取性差时,我国油气企业应优先选择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而对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可不予以考虑;当资源国产业资源可获取性高时,优先选择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而放弃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第六,如果我国油气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受到较大的压力时,可选择实施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四种投资战略,并且,优先选择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其次是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最终是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第七,我国油气企业可以选择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以及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四种战略来提升企业绩效。选择顺序依次是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综合以上研究内容,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如下:第一,构建了完整的投资战略选择模型理论体系,该体系包含投资机会识别分析、影响因素分析、投资战略选择的具体类型、企业绩效表现四个环节的完整架构,并提出四种具体可行的投资战略选择类型,即:上下游一体化型投资战略、竞争优势差异化型投资战略、战略伙伴协同型投资战略和资源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战略,从而构成了投资战略选择的系统性研究,有效弥补了现有理论研究中缺少对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地区投资战略选择的系统性研究不足的问题。第二,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等较新颖的方法,对投资战略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性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投资战略选择模型较好地验证了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战略选择的影响程度,为投资战略的选择指明了方向,结果也显示,各投资战略的选择都对企业绩效有着积极的作用效果,是对现有实证研究缺少系统性检验的有效补充。第三,针对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地区高管设计了投资战略影响因素量表、投资战略选择类型量表和企业经营绩效量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地区投资战略选择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并验证了投资战略选择是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进行战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第四,本文案例研究,是对现有研究的丰富和拓展。作者以7年的时间亲身参与并实施俄罗斯北极地区亚马尔LNG项目,从该项目的启动到具体实施,作者以决策参与者身份主导该项目的实施,系统地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各阶段所应采取的工作,全面系统地检验了本文提出的投资战略选择类型的合理性及实用性。同时,该案例做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的成功典范,可做为我国政府处理中亚俄罗斯地区政治经济问题的决策参考,对后续战略投资具有示范效应,也为今后投资战略理论提供实证参考。 | 2017 | 197 |
| 湍流预混和分层燃烧中亚格子模型研究及其在大涡模拟中的应用 | 张宏达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低污染物排放的燃烧室设计要求促进了贫燃预混燃烧技术在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与非预混燃烧相比,贫燃预混燃烧能够降低燃烧室内峰值温度,进而有效降低NO_x排放。在实际燃烧室内,空间和时间的约束影响了燃料和氧化剂之间的预混程度,导致预混气体的当量比在空间呈现梯度,进而出现分层燃烧。为了有效预测复杂流场结构、燃烧过程中非定常现象以及湍流涡旋与火焰复杂的相互作用,大涡模拟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湍流燃烧大涡模拟的主要困难在于非线性的多尺度湍流和多尺度化学反应的相互耦合,导致化学反应源项模化及方程求解难度很大。本文紧紧围绕湍流预混和分层火焰,发展了若干亚格子模型,并针对不同流场工况、不同驻定机制以及不同燃烧机制的若干典型湍流燃烧算例开展了大涡模拟研究。主要工作及创新点如下:首先,对剑桥旋流燃烧器的冷态流场进行了大涡模拟研究。大涡模拟统计结果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验证了数值方法的准确性。在燃烧器出口的剪切层附近,采用Q准则识别了无旋流工况的环状涡结构和有旋流工况的螺旋涡结构。基于功率谱密度分析了涡旋脱落的发生,以及进动涡核的存在导致流场的振荡现象。采用三维本征正交分解提取了有旋流动中大尺度结构,预测了多种流动不稳定现象,包括涡旋脱落、进动涡核和钝体回流区末端的不稳定性。其次,基于详细化学建表结合假定概率密度函数的亚格子模型,对高Karlovitz数的值班预混射流火焰开展了大涡模拟研究。采用自点火模型耦合预混火焰传播模型构建详细化学热力学表。计算了不同未燃气体温度条件下一维非稳态的层流预混火焰,对耦合建表方法预测化学热力学状态的能力进行了评估。使用假定概率密度函数考虑湍流和化学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假定双混合物分数的概率密度分布为Dirichlet分布。探讨了不同详细化学建表方法和不同假定概率密度函数模型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然后分析了高Karlovitz数的值班预混射流火焰的流场结构和火焰结构。再者,基于动态加厚火焰结合火焰面生成流形建表方法的亚格子模型(DTF-FGM),对薄反应机制下湍流预混和分层火焰开展了大涡模拟研究。利用反应进度变量定义的火焰指数动态确定加厚因子,使得加厚过程限制在实际计算需要加厚的区域。针对湍流预混火焰,推导了 DTF-FGM模型中特征标量(混合物分数和反应进度变量)及相应亚格子方差的大涡模拟输运方程。针对湍流分层火焰,由于采用copula方法考虑了混合物分数和反应进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推导了 DTF-FGM模型中协方差的大涡模拟输运方程。作为不同亚格子模型的比较,建立了火焰面生成流形建表方法结合假定概率密度函数的亚格子模型(PPDF-FGM)。基于湍流预混火焰的计算结果,对DTF-FGM模型中重要参数, 如皱褶因子、加厚因子和亚格子方差模型等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评估了 DTF-FGM和PPDF-FGM模型预测薄反应机制下湍流预混火焰和分层火焰结构的能力,然后采用当量比的概率密度分布,以及当量比和反应进度变量之间定向角的概率密度分布研究了湍流分层火焰结构。最后,基于详细化学建表结合假定概率密度函数的亚格子模型,对高温伴流湍流抬举火焰开展了大涡模拟研究。采用自点火模型耦合预混火焰传播模型构建详细化学热力学表,同时利用copula方法构建双特征标量的联合概率密度分布,然后推导了特征标量、亚格子方差以及协方差的大涡模拟输运方程。基于实验测量得到的散点分布和条件平均分布,对详细化学建表方法和联合概率密度函数模型进行了先验研究。通过湍流火焰传播速度简化公式,以及描述多机制火焰结构的多维火焰面方程初步研究了高温伴流湍流抬举火焰的驻定机制和燃烧机制。 | 2017 | 238 |
| 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研究 | 张飘洋 | 新疆大学 |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3年的6.7%上升到2014年的59.6%,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从2007年的2%上升到2014年的32.2%。中国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进口来源地集中,海上航线受威胁,能源储备量不足,2014年公布的能源储备量不及国际能源署规定标准的五分之一。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方针,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2012年国家出台《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国际互利合作的能源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源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国门,积极与世界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开展能源金融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目前,中国与全球30多个国家开展了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其中包括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主的中亚地区,中亚成为中国拓展海外能源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新形势下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使中国与中亚国家更好开展双边和多边的能源金融合作,这将开创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好局面。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及中亚国家能源市场和能源金融发展,从多个角度实证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考察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的现状,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效应,最后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其中借鉴国际能源金融中心迪拜、新加坡、洛杉矶的建设经验,把西安建设成为中国-中亚区域能源金融中心是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的对策之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经济增长趋势比较一致,可以说中国与中亚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差异不大,有助于根据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能源金融合作需求调整汇率、利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有助于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使其向更高层次发展。(2)通过共同周期和共同趋势模型检验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短期不具有经济周期同步性,但在长期看来,经济周期是同步的,即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周期在长期具有共同的随机发展趋势,在短期内波动是不同步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市场也有类似的结论。运用收敛性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的程度,虽然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差异大,但存在“后发赶超效应”,这些均说明中国与中亚五国目前不具备开展高层次能源金融合作的条件,但随着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能源合作日益深化,对话机制日益完善,各方努力搭建良好交流平台,在现有基础上,中国与中亚五国积极推动政策协调,促使货币一体化,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广度和深度将大大提高,促进经济发展。(3)用总脉冲响应结果值的大小来衡量能源金融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发现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金融合作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和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利用方差分析的计量工具,用能源金融合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量化其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排在第一的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它能够解释40.33%的中国实际人均GDP的波动;排在第二的是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它能够解释33.33%的中国实际人均GDP的波动;排在第三的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它能够解释21.37%的中国实际人均GDP的波动。通过两种衡量方法,得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中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但是从长期看来,依据脉冲响应函数图显示的趋势以及方差分解贡献度的趋势上分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大,其次是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潜力最小的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4)为更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利共赢的局面,增加双边或多边的政治互信,中国应当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金融合作,扩大双边或多边的能源贸易,改善双边或多边能源金融合作条件,拓宽双边能源贸易产品,使其多元化,尤其需要增加能源虚拟金融产品。中哈、中土以及中乌双方的能源金融合作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那么,中国应在未来的能源金融合作中尽力拓宽对这些中亚国家的投资渠道,加大投资额。由于中亚地区存在的大国博弈、中亚国家不太乐观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等方面增加了中国与之开展能源金融合作的成本,削减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带来的双方的经济效应,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性能源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获取能源市场的定价权,避免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造成合作成本上升,中国政府、企业应当积极为双边或多边的能源金融合作创造良好条件,最大化双边或多边通过能源金融合作获得的经济利益。(5)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注重搭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平台建设,扩大能源金融合作渠道;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拓展能源金融合作空间;完善能源金融市场体系,加强能源金融合作的金融支持力度;把西安建设成为中国中亚区域能源金融中心,提高能源金融合作层次。 | 2016 | 192 |
| 中俄关系在中亚地区的未来走向：中国的“不贪婪”形成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 Davit Arakelyan | 山东大学 |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发展动力的国家之一,这毫无疑问的改变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高经济增长率和积极的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使得中国从区域领导演变成世界领导力量之一。中国的在世界竞技场上角逐的地位的改变吸引研究者学习中国的对外政策战略的演变。当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基于和平发展道路国家的思想,不断的倡导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对外国策略。许多西方学者看到发展壮大的中国扩张愿望的威胁。在这方面,中亚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保能源优势的区域,尤其是中国在对中亚的对外政策的演变的相关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当代地缘事务中,俄罗斯针对它的政策采用属于它自己的重要的方法。苏联的解体,许多前苏联国家仍然用不同方法和政策依赖俄罗斯,俄罗斯在中亚领土上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许多值得关注的国际关系因素和国际力量平衡。中亚扮演着许多大的力量在区域影响力竞争的一个地缘政治十字路口的角色。区域的和全球的国际形势在变化,带来一个新的力量均衡的改变,改革外部动力,为获取更大权力带来新改变,同时增加压力。2014年乌克兰事件,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中重申它的领导地位。回到2008年夏天,俄罗斯在对格鲁吉亚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像在攻击乌克兰中那样受到批评。中亚人民和俄罗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感情。俄语仍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语言,社会上仍然很热衷俄罗斯电视和广播。上述事情让中亚各国关注对俄罗斯未来关系。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用的政策表明莫斯科需要重申它在地区和国际局面中的权威。中俄表现出一对新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2014到2015年签署的许多重大决定上,地区合作在逐步发展。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在下降,西方国家削弱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有重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需要加强它满足中亚和中国的需求来保障它的能量需求。小心西部部边界安全,这是未来中国-俄罗斯-中亚三角势力所在。我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表明主要力量是怎样依据全球环境和国际政治改变设计他们与邻邦的外交政策。我的论文包括6个章节,第一章着重强调我研究的意义,研究设计和方法论以及理论框架。因为中国合作本性的理论框架是观察出的。术语无贪婪是给出中俄地区相互作用的更进一步的解释的主要因素。第二章给出中亚对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重要性的详细解释。新疆维吾尔地区作为中国和中亚安全大门的广泛的研究,人种政治关联性也要被观察。第三章强调中俄关系,讨论近期经济发展,边界争论解决和区域项目整合,重点强调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中俄合作重要性也在讨论之中。第四章广泛描述中国和中亚能源贸易。国有石油公司、管线,风险和前景在这章也有研究。第五章触及中国在中亚的形象,他的历史自然和睦邻政策不同于俄罗斯,基于历史,中国会采用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第六章重点描述中美关系。我的论文和设想没有涉及美国对中亚政策,但我不能不重视近期中美在中亚国家中关系的改变。我的结论给出了关于中俄关系的可能结果和未来相互作用的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从国内政策到国际认知改变。 | 2016 | 142 |
| 中亚造山带西南缘石炭纪火山岩岩石成因、时空演化及其构造意义 | 罗婷 | 中国地质大学 | 中亚造山带是显生宙以来最大的增生造山系统,其经历了相当完整的地球动力学演化过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固体地球科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热点之一。新疆东北部是中亚造山带西南缘中国境内部分,晚古生代期间由于古亚洲洋的俯冲消减-闭合-板块碰撞引发了一些列的岩浆活动,岩浆作用从以俯冲诱因为主逐渐转换为造山阶段的岩浆作用,石炭纪是该洋陆转换阶段的关键时期,区域内广泛分布的石炭纪火山岩很好的记录了该时期洋陆转换阶段复杂的岩浆作用过程,对该过程的详细剖析能更好的理解中亚造山带地质历史。本论文选取新疆东北部东准噶尔卡拉麦里造山带、东天山博格达-哈尔里克造山带及东天山觉罗塔格造山带为切入点,对石炭纪火山岩开展了详细的岩石学、地球化学、锆石U-Pb年代学和Sr-Nd-Pb同位素组成研究,结合区域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初步厘定了新疆东北部火山岩年代学格架,深入剖析了其岩石成因机制,探讨了新疆东北部石炭纪暴发大量火山活动的深部地球动力学背景,获得的主要认识如下：(1)东准噶尔卡拉麦里造山带石炭纪火山岩包括早石炭世松喀尔苏组火山岩和晚石炭世巴塔玛依内山组火山岩。早石炭世松喀尔苏组火山岩主要由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安山岩、英安岩、玄武质角砾熔岩、安山质角砾熔岩、安山质晶屑凝灰岩、流纹质角砾熔岩及流纹质凝灰岩组成,其下部流纹质凝灰岩和中部的玄武安山岩分别给出了346±3 Ma和338±5 Ma的LA-ICP-MS锆石U-Pb谐和年龄,表明松喀尔苏组火山岩形成于早石炭世,他们属于中-高钾钙碱性系列,具有高铝高钛特征,同时富集轻稀土元素和大离子亲石元素Rb、Ba和Pb,亏损高场强元素Nb、Ta和Ti,以及高的Th/Yb、Ba/Nb比值。～410 Ma、～432 Ma和-500 Ma的继承和捕获锆石指示早古生代地壳物质可能参与了成岩过程。结合该组底部磨拉石与下伏含蛇绿混杂岩的泥盆纪地层的不整合关系及这些火山岩演化的全岩Sr-Nd-Pb同位素组成(87Sr/86Sr初始值=0.703440-0.704220, εNd(t)=+4.91-+7.29,206Pb/204Pb=18.2487-20.0884; 207Pb/204Pb=15.5263-15.6729,208Pb/204Pb=37.9558-40.3407),本文认为松喀尔苏组火山岩可能为准噶尔洋闭合后碰撞初始阶段被俯冲流体交代过的岩石圈地幔发生低度部分熔融(1%-5%)的产物,代表了后碰撞伸展的初始阶段。晚石炭世巴塔玛依内山组火山岩主要由(碱性)玄武岩、粗面玄武岩、玄武粗安岩、粗面岩及流纹岩组成,Si02含量在56%-67.5%之间出现明显的间断,显示为典型的双峰式火山岩特征。该组中上部的玄武粗安岩和侵入该套地层的流纹斑岩分别给出了320±Ma和309±3 Ma的ICP-MS锆石U-Pb谐和年龄,表明巴塔玛依内山组火山岩形成于晚石炭世,且被后期流纹斑岩脉侵入。该组基性火山岩属于碱性系列和拉斑玄武系列,具有富碱、富Ti02、低K20以及低的Th/Yb、Ba/Nb、Nb/Zr比值,同时富集轻稀土和大离子亲石元素,类似于大陆碱性玄武岩的特征,但Nb、Ta轻度亏损。该组酸性火山岩具有A型花岗岩成分特征,与基性火山岩显示出明显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二者来源于不同的源区。结合这些火山岩演化的全岩Sr-Nd-Pb同位素组成(基性火山岩：87Sr/86Sr初始值=0.703275-0.703987,两个样品87Sr/86Sr初始值=0.705043-0.705486,εNd(t)=+4.53-+6.87,206Pb/204Pb=18.0321-18.5352,207Pb/204Pb=15.4910-15.5471 208Pb/204Pb=37.8071-38.2826;酸性火山岩：87Sr/86Sr初始值=0.707392-0.709732,εNd(t)=+5.9-+6.59,206Pb/204Pb=18.5995-18.7830; 207Pb/204Pb=15.6206-15.6567 208Pb/204Pb=38.7718-38.9777),本文认为巴塔玛依内山组基性火山岩为后碰撞中晚期阶段的产物,大范围的岩石圈拆沉导致软流圈上涌,并底侵下地壳,形成双峰式火山岩。(2)东天山博格达-哈尔里克造山带晚石炭世二道沟组火山岩主要由玄武岩、粗面玄武岩、玄武粗安岩、粗面岩、流纹岩及同成分的火山碎屑岩组成,Si02含量在56%-70%之间出现明显的间断,显示为典型的双峰式火山岩特征。该组玄武粗安岩、粗面玄武岩及两个流纹岩分别给出了312±4Ma、312±3Ma及308±3 Ma的LA-ICP-MS锆石U-Pb谐和年龄,表明二道沟组火山岩形成于晚石炭世。该组基性火山岩主体属于高钾-钾玄岩系列,具有富碱、富Ti02及高的Th/Yb、Ba/Nb比值,同时富集轻稀土元素和大离子亲石元素,明显亏损Nb、Ta。该组酸性火山岩具有与基性火山岩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显示为相同源区岩浆演化的产物。二道沟组双峰式火山岩与区域上的晚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均具有相同的特征,基性火山岩源区显示出明显的被俯冲流体交代特征,而区域上早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显示出于MORB更相似的源区和并不明显的俯冲流体交代特征。结合区域上早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特征和晚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演化的全岩Sr-Nd同位素组成(87Sr/86Sr初始值=0.703916-0.704306,δNd(t)=+4.32-+7.67;酸性岩87Sr/86Sr初始值=0.702975-0.703364,εNd(t)=+6.78-+7.70),本文认为该区域早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为体量较大的天山洋板块俯冲进入吐哈-准噶尔陆块之下的软流圈不断的积攒,导致软流圈上涌(尖晶石-石榴石橄榄岩10%-20%部分熔融),早期上涌的软流圈较少受到俯冲物质的影响,形成Nb、Ta轻度亏损的基性火山岩,岩浆经过结晶分异作用形成酸性火山岩,进而形成早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组合；晚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为深部受到俯冲流体交代的软流圈上涌(尖晶石-石榴石橄榄岩5%-25%部分熔融)形成具有明显Nb、Ta亏损的基性火山岩,岩浆经过结晶分异作用形成酸性火山岩,进而形成晚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组合,晚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是早石炭世双峰式火山岩的延续,代表了该区域的弧后之后的持续裂开。(3)东天山觉罗塔格造山带石炭纪火山岩包括早石炭世雅满苏组火山岩和晚石炭世土古土布拉克组及梧桐窝子组火山岩,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蚀变。雅满苏组火山岩由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及同成分的火山碎屑岩组成,属于中-高钾钙碱性系列,具有高铝高钛及低Nb/Zr、高的Th/Yb、Ba/Yb、Ba/Nb比值,同时富集轻稀土元素和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Nb、Ta。该组玄武安山岩给出了336±2 Ma的LA-ICP-MS锆石U-Pb谐和年龄,表明火山岩形成于早石炭世。晚石炭世火山岩分别属于Ⅰ型(拉斑玄武岩系列)和Ⅱ型(钙碱性系列),岩性为玄武岩和玄武安山岩。从该组玄武安山岩分别给出了321±2 Ma和319±2Ma的ICP-MS锆石U-Pb谐和年龄,表明火山岩形成于晚石炭世。371 Ma-3106 Ma的继承和捕获锆石指示早古生代地壳甚至前寒武物质可能参与了成岩过程。Ⅰ型火山岩具低的Th/Yb、 Ba/Yb、Ba/Nb比值,平坦的稀土配分曲线及轻微富集的大离子亲石元素；Ⅱ型火山岩具有介于早石炭世火山岩和晚石炭世Ⅰ型火山岩之间的Th/Yb、Ba/Yb、Ba/Nb比值,富集轻稀土元素和大离子亲石元素。结合这些火山岩演化的全岩Sr-Nd同位素组成(早石炭世火山岩87Sr/86Sr初始值=0.703234-0.704337,εNd(t)=+5.30-+6.22;晚石炭世Ⅰ型火山岩εNd(t)=+8-+9, Ⅱ型火山岩εNd(t)=+2-+6),本文认为该区域石炭纪火山岩与现今存在的Okinawa Trough和Mariana Trough弧后盆地玄武岩(BABB)很相似,因此推断早石炭世火山岩为弧后盆地初始裂开阶段的产物,而晚石炭世火山岩为弧后盆地弧后扩张阶段的产物。(4)基于以上三点提出一个新疆东北部晚古生代构造演化模型：至少在泥盆纪时期新疆东北部存在两个洋盆,北部的准噶尔洋和南部的天山洋。晚泥盆纪之前,两个洋盆均发生向北的俯冲消减。晚泥盆世北部的准噶尔洋闭合,以卡拉麦里-滴水泉蛇绿岩为最终缝合带,此时南部天山洋仍处于俯冲消减阶段;早石炭世,北部准噶尔洋闭合后进入后碰撞造山,发生板片拆离引发一系列的岩浆活动,南部则由于板块折返(俯冲遇到更大阻力而折返／俯冲松弛),进入弧后初始伸展阶段。此时,由于体量较大的天山洋向北的俯冲消减,大量的俯冲物质进入土哈-准噶尔陆块之下的软流圈,导致软流圈物质上涌,上部岩石圈伸展,形成弧后之后的陆内裂谷。晚石炭世,北部卡拉麦里地区后碰撞作用进入中晚期,中部博格达地区持续早石炭世岩石圈伸展,南部觉罗塔格区域进入弧后盆地扩张阶段。晚石炭世晚期-二叠纪,天山洋及其形成的石炭纪弧后盆地完全闭合。(5)天山洋和准噶尔洋的最终闭合,可能标志着中亚造山带西南缘已没有大洋存在,整个区域上在二叠纪早期后碰撞作用明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区域开始伸展。 | 2016 | 156 |
| 中亚安全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 | Azizi Saeed | 华中师范大学 | 本文以中亚安全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中亚安全和中国对外政策的现象和成因,以及中国在中亚地区现状的成因。在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地位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我们将中亚安全对中国的重要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能源和经济安全；第二部分是西部国界特别是新疆安定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需要相当量的能源来保证其高速稳定发展。正是由于该原因,中国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能源安全政策。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寻求能源,并同一些能源大国(尤其是富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建立良好国际关系。丰富的能源和良好的地缘使中亚地区在中国政策规划者眼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本研究尝试去探究中国是如何通过政策和项目来进入中亚地区经济和能源市场的。中亚安全之于中国的重要性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地缘关系。中国西部与中亚接壤,一些跨国分裂行动和恐怖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些分裂者和恐怖主义者的存在促使中国与中亚地区互相建立友好关系,以共同对抗他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政策入手来探求其其他成因。我们可以将上合组织看做是一个关于中国及其成员国解决其边境问题的安全组织的集合。 | 2016 | 178 |
| 增温对中亚热带阔叶林和针叶林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 | 黄锦学 | 福建师范大学 | 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森林土壤有机碳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碳库的主体,它的微小变化都会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改变,因此森林土壤有机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适应对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择亚热带砂岩和花岗岩发育的多种森林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原位观测、移地重填和室内培养(恒温和变温)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中亚热带森林土壤有机碳矿化的机制,获得以下研究结果:(1)野外原位观测发现,土壤总呼吸(Rs)和矿质土壤呼吸(Rm)的季节变化基本一致,呈单峰型变化,夏季最高,冬季最低。米槠天然林、米槠人工林和米储次生林土壤总呼吸(1585 g Cm2yr-1;1449 g C m2yr-1;1344 g Cm2yr-1)和矿质土壤呼吸(765 g C m2 yr-1;699 gCm2 yr-1;762gC m2yr-1)年通量无显著差异,且均大于杉木人工林(Rs:1015 g C m2 yr-1;Rm:437 g C m2 yr-1),森林土壤总呼吸可能主要受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调控,而矿质土壤呼吸可能主要受土壤有效磷的驱动。与自动观测(高频)相比,采用手动观测的米槠次生林、米槠人促更新幼林和米槠人工幼林矿质土壤呼吸速率分别低估了 66.7%、6.8%和10.0%,而土壤年均碳通量分别低估 83.4%,9.1%和 19.5%。(2)移地重填的样地中,设置模拟遮荫和土壤增温交互作用处理,观测矿质土壤呼吸,结果发现砂岩发育的土壤(格氏栲天然林、杉木人工林、米槠天然林)呼吸年通量均随增温幅度(+2℃,+5℃,+7℃)的增加而增加,花岗岩发育的土壤(米槠次生林、杉木人工林)增温(+5℃)后土壤呼吸年通量显著增加。在增温幅度相同(5℃)条件下,花岗岩发育的两种土壤呼吸年通量增加幅度(24%)均大于砂岩发育三种土壤(18%);与对照相比,遮阴处理(光照度下降约80%)使格氏栲天然林和米槠天然林土壤含水量均增加5.8%,土壤呼吸年通量无显著差异(P>0.05)。(3)室内恒温培养结果发现温度升高使砂岩和花岗岩发育的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均加快,并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减小。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恒温培养对土壤有机碳矿化贡献率最大的是母岩,其次是森林类型;花岗岩发育的土壤有机碳矿化率高于砂岩发育的土壤,而且有机碳矿化主要受土壤铁铝氧化物的影响。花岗岩严重侵蚀退化地土壤因固碳微生物的作用,使其在室内培养360 d后土壤有机碳显著增加。与恒温培养相比,变温培养显著促进格氏栲天然林土壤有机碳矿化,而对杉木人工林无显著影响。 | 2016 | 163 |
| 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效应与路径研究 | 苏丽娟 | 兰州大学 | 中亚五国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所提议的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国家势必权衡: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会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有多大?中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有哪些?各条路径目前进展如何?本文试图在梳理既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本文首先对中亚五国经济地理概况进行了分析性描述,勾勒出中亚五国GDP总量与增速、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现状、以及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情况轮廓。本文先假设中国与中亚五国存在一体化协议,研究壁垒消除后统一的市场会给各国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促进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而言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国受益更多的结论。本文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一体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交通便利度有所提升,交通一体化水平依然较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金融一体化水平非常低。 | 2016 | 155 |
| 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研究 | 王晓燕 | 吉林大学 | 本文借鉴国内外有关动量词习得的研究成果,以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理论、应用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为框架,对来新疆学习汉语的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的习得情况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试图探讨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归纳并分析偏误类型,然后探讨中亚留学生的个体差异(学习策略、情感因素、性别等)对动量词习得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有关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的教学建议。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交代本选题的研究缘由及目的、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研究的意义以及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现代汉语动量词的研究综述。本章介绍了动量词的定义和分类,把动量词按照目前学界对动量词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分为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两大类,其中专用动量词十个:“次、遍、下、回、番、趟、阵、通、场、顿”,借用动量词为十二个:“口、手、脚、拳、圈、步、枪、笔、刀、声、巴掌、头、眼”。然后对动量词的本体研究、对比研究以及动量词习得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与评价。第三章,关于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整体习得情况的调查。本章包括调查对象、调查方法、问卷设计与收集、研究目的、语料来源等方面的介绍,然后对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测试卷得出的数据进行集中统计分析,考察整体、不同阶段、不同性别的中亚留学生动量词的习得情况,得出相关数据。第四章,对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的偏误分析。本章重点归纳和总结了中亚留学生易发生的四种偏误类型:误用、误加、错序、遗漏。并针对这些中亚留学生产生的偏误类型进行分析。第五章,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角度对中亚留学生动量词习得的过程进行考察分析。本章考察分析了学习策略对动量词习得的影响;情感因素对动量词习得的影响;以及性别差异对动量词习得的影响。第六章,关于教师、教材以及动量词课堂教学的建议。依据前文对各类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得出了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的教学建议。本文首先针对三个阶段的中亚留学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学建议,并提出了在课堂教学中纠正偏误的原则和策略。其次针对中亚留学生的特点对汉语教师提出了提升自身情绪管理能力、创设和谐课堂氛围以及策略培训等方面的建议,最后针对目前教材中出现的问题,如编写、注释、练习题等也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概括,最后提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通过采集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情况的问卷、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问卷以及情感因素对动量词习得之影响情况的问卷,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通过分析自然语料、课堂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通过均值、标准差、相关性等统计方法,采用文字、数据表格和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对所采集的各类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细致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果:1.从对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的总体考察情况来看,中亚留学生认为汉语动量词习得的难易程度属于“一般”,认为学习动量词的重要性为“重要”。不同阶段和不同性别的中亚留学生在对动量词的评价上存在差异;2.通过考察,中亚留学生在汉语动量词学习过程中呈现出不一样的习得顺序,不同阶段、不同性别的中亚留学生在习得顺序上存在差异;3.整体而言中亚留学生在动量词习得中会产生四种类型的偏误,分别是误用、误加、错序和遗漏。其中,误用与错序偏误类型产生的较多,遗漏与误加偏误类型产生的较少。4.据调查,中亚留学生整体上使用学习策略频率最高的为记忆策略,较少使用的是元认知策略。不同阶段、不同性别的中亚留学生在策略使用上存在差异。5.在情感因素方面,据统计数据显示,总体上,中亚留学生在动量词习得中受动机与语言焦虑的影响最大,动机因素的均值最高,说明中亚留学生学习动量词的动机普遍较高,性格及自我概念对动量词习得产生的影响较小,态度产生的影响最小。不同性别不同阶段的中亚留学生在情感因素方面存在差异。6.教学中要注意动量词的搭配和辨析教学。教材中动量词的复现率、注释及练习题有待加强,教师应根据中亚留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情感因素加强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及对学生学习策略的培训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降低中亚留学生的语言焦虑。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提供并补充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动量词的研究模式和方法,为更深层次的研究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的习得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形成了“考察—偏误分析—语言内部因素–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模式,在实践上,一方面为本领域其他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理论参考,引发了研究者对相关课题进行更深层次地关注与探讨;另一方面为国内外相关教学机构和教师提供了针对性较强的教学理论和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为中亚留学生汉语动量词的教学提供了现实依据。 | 2015 | 173 |
|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研究 | 朱瑞雪 | 东北财经大学 |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即用创新的合作方式,使丝路沿线各国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合作领域更为广阔、多边合作更加深入。这是一项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从外部效应看,通过互利共赢的经贸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利于深化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关系,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促进欧亚大陆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从内部效应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开放前沿；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经济环境；消化中国严重过剩产能,并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契合了国外和国内的发展需求,受到沿线各国和国内各地区的欢迎与积极参与。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咽喉。如今,’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境外起点,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板块和核心地带。近些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迅猛。20多年间双边贸易额扩大了近100倍。目前,中国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额也增长迅速。截至2013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哈萨克斯坦第四大外资来源国。此外,双方在能源、交通、金融、产能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提升。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结构互补,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已显示出良好的合作势头。然而,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较大的挑战。本论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章,各章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与梳理,并指出了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其中,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意义、建设基础、建设路径及对策建议等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并对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交通物流领域合作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第二章为理论综述。论文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开展区域经贸合作的实际出发,介绍了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区域开发空间模式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等,以便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介绍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阐述了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并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贸合作的实际,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中国西部开发开放、能源安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鉴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良好的历史人文基础、睦邻友好基础、认同共识基础、经济合作基础、基础设施基础,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可行性。第四章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本章系统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和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情况。第五章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和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自2013年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得到了中亚各国的积极响应。中国同中亚各国签署了一系列宣言、协议、公报等,明确了双方加强合作的意愿和合作领域,这为双方开展区域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如中亚地区大国博弈复杂激烈、中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贸易投资环境欠佳、能源合作困难重重、金融合作发展缓慢、交通物流合作问题颇多等。第六章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建设原则与合作模式、合作机制和合作重点,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提出要在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建设原则下,采取多领域、增量利益、“点-轴-面”合作模式,发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推动双方合作深入开展。第七章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开展区域经贸合作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在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国还需处理好与相关大国的关系,积极开展丝路外交,推动双方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交通物流等领域的深入合作。第八章为结论,对本文的分析研究进行了概括性总结。 | 2015 | 180 |
| 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机制研究 | 阿布都瓦力·艾百 | 中央财经大学 |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更加紧密。中亚各国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亚各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合作对维护地区经济稳定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起到了较大作用。中国与中亚地区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这些都对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经济合作组织(SCO)的成立,给予中国与中亚国家提供了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可能。在此背景下,提出、分析并解决中亚地区金融合作的以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中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深化金融合作动因等;二是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所需的条件即可行性,并对中亚金融合作现已具备的基础和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三是借鉴东亚货币合作经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对新疆在金融合作中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包括交通中心的建设、物流中心的建设及金融中心的建设等;第四,给出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机制建设及路径选择,以及中国在金融合作中的定位和策略进一步指明方向。为实施“西进”战略,我国已多次提出与中亚各国建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关系,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形成“横贯东中西”的对外经济走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并把新疆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作为连接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主要通道,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在与中亚的金融合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地理位置、安全和资源优势被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随着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加,深化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将成为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种战略选择,而建立和完善双边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就成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从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还是从我国未来资源与能源的需要出发;无论从我国“西进”政策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标着想,还是从新疆外贸对中亚国家的重要依存关系考虑,我们都要充分重视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关系,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中不应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因此,必将极大调动新疆政府参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的积极性。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应积极争取更多的资金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使新疆真正起到中国向西开放的大通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桥头堡作用。新疆是中国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最重要的平台,也是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合作的具体承载区。目前与中国相关的sco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项目大部分在新疆境内进行,由新疆政府负责执行和实施。新疆完成项目及时与否、顺利与否、结果如何不但影响新疆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的水平和效果,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绩效。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每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提出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区域金融合作等角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以及所采用的方法,并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作了介绍,主要包括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金融理论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等,并对具有可比性的区域金融合作模式——东亚金融合作作为实践范例进行了总结,以此得出我国在与中亚的金融合作中的启示。第三章主要讨论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现实需要,首先对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对中亚金融合作的动力及合作的基础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金融合作对新疆进出口的影响作了分析。第四章分析了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投资及贸易现状谈起,之后对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现状作了回顾和归纳,最后对目前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金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归纳,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问题和障碍。第五章主要基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我国在金融合作中的成本和收益作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分别基于oca指数法、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和开放经济三个方面对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实证,最后对人民币在中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竞争力进行了探讨。第六章对新疆在中国-中亚金融合作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分别从交通中心的建设、商务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三个方面对新疆作为金融合作核心区的功能进行实证研究,以此证明新疆在中亚金融合作中的桥梁作用。第七章对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机制建设和路径选择,以及中国在合作中的定位和策略进行了分析,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如何让金融助力区域实体经济腾飞,缩小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是未来中国所要努力的方向。 | 2015 | 186 |
| 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研究 | 韩东 | 新疆大学 |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日益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贸易和投资合作也呈现良好态势。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带来新机遇,这项倡议也得到了中亚各国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共识。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贸易互补性较强,经济发展战略、能源战略、通道战略以及外交和安全战略都比较契合,加上地缘和人文优势,这些都有利于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加快。然而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合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为减少贸易障碍和降低贸易成本,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势在必行。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推进策略。本文以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依据,沿着“为什么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具备的条件和发展现状?——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思路,提出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对策建议,包括内容模块建设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整体可以分为四部分,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具体包括贸易投资便利化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概念方面,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定义和范围进行列明;厘清了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关系;明确贸易便利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关系。基础理论包括: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国内外文献综述方面,总结、评价了国内外有关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推进条件和推进现状分析。首先介绍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条件。其次,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合作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包括:中亚五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概况;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并对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增长;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发展现状,并就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亚五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清廉指数、能矿资源对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三部分为存在问题分析。主要从五个角度分析:第一,从中亚安全局势和商业环境角度分析;第二,从合作领域角度进行分析;第三,从合作制度机制角度分析;第四,从贸易投资合作主要执行环节角度分析,主要包括:国际结算、融资保险、交通运输、通关商检、人员流动等五个环节;第五,从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角度分析。第四部分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包括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内容模块建设和注意问题。内容模块建设包括:第一,资金结算便利化;第二,融资保险便利化;第三,交通运输便利化;第四,通关商检便利化;第五,人员流动便利化;第六,完善合作机制,主要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角度分析;第七,其它便利化内容,包括完善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对外贸易投资的政策支持与信息服务以及借鉴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经验,加强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加强政治互信为保障贸易投资便利化顺利推进提供前提;加强人文交流为贸易投资便利化打造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加强非资源领域合作有利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长远推进,并以农业合作与环保合作为切入点,阐述中国与中亚五国非资源领域合作的便利化推进问题。本文的主要新意。第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全面分析中亚国家的商业环境。通过文献查询发现,以往有关贸易便利化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多,但是有关中亚或上海合作组织“双便利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在谈及中亚贸易或投资环境时,均从宏观角度笼统阐述商业环境欠佳,本文对中亚国家宏微观商业环境进行全面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在缜密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模式建议:“中哈双边—上合多边”,即先由中哈做起,渐次扩展到全员参与。第三,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后续问题和对策分析提供前提。 | 2015 | 193 |
| 中亚地区宪法体制变迁研究 | 董和平 | 武汉大学 | 中亚国家脱胎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历了国家独立和宪法转型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一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宗教交汇融合,文化传统多元,政治体制特殊,转型过程又伴随着东西方政治势力、民主理念和制度设计的激烈冲突,所以对其宪法变迁和宪法治理的研究既是众所瞩目的理论课题,也是我国宪法学界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中亚国家与我国地域相连,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联系深厚绵长,经济与政治的现实需要错综复杂；加之彼此之间都有同受前苏联体制影响的相似传统,现在的国家治理中又共同面对着许多同样的政治社会问题,因而对中亚地区宪法变迁与宪法治理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这是我选择这一课题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围绕中亚国家宪法变迁的主题展开,基本研究思路是,先通过还原中亚五国政治制度变革和宪法治理转型的历史,梳理出其宪法理念和宪法制度变迁的规律；然后重点分析中亚国家宪法治理的制度体系,研究其设计特点和运行问题,以说明其宪法变迁的民主效果和社会代价,以及未来制度改进的建议；最后针对我国宪法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问题,结合中亚宪法变迁过程和宪法治理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地理论思考,提出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意见。关于中亚国家宪法变迁的历史规律,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历史过程、转型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中亚国家宪法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从前苏联“党政合一”、权力集中的宪法治理,转向现代西方分权制衡、政教分离的代议制模式。中亚宪法变迁的历史充满了不同政治势力的争斗和东西方宪法观念的较量,频繁修宪和围绕总统权力的平衡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同时,从宪法变迁的历程,也可以看出民族、宗教和俄罗斯因素的复杂作用,以及西方民主概念和民主体制与中亚国家民族特点和政治需要之间的矛盾,体现出从狂热盲从逐步走向务实理性的立宪特点。中亚国家转型后的宪法体制,仿照西方权力分立的宪政模式,形成了总统、议会、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并普遍实行了多党制和普选制,特别是全民公决被广泛采用,体制上的民主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中亚国家的宪法体制也有自己的特色,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是各个国家宪法设计的共同特点。然而,新宪法模式在中亚国家的实践运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变异和“水土不服”,个人独裁、党派专制和多党混乱同时存在,现代民主的弊端与以往专制的传统和大变革时代的现实集权需要相结合,民主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当然,这种“政治磨合”也是新旧交替历更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如果以高度的智慧和适当的耐心进行宪政运作,也能走向良性的宪法治理。中亚国家宪法变迁对中国宪法治理的启示,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宪法体制的选择要符合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既不能只追求理论上的民主进步,也不能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二是政治转型要循序渐进,要有整体设计和特殊考虑,要着力引入先进民主机制与传统文化的优点相结合,尽量避免民主形式为负面传统所同化和利用而走向民主宪法的反面；三是国家宪法治理中要维护相对的中央权威,以确保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因素复杂的情况下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四是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的宪法治理,民族治理既要有制度措施,更要注重民族的文化治理和国际治理；五是宪法制度建设要树立中国品牌,要致力于中国宪法治理的民主化、规范化、理论化。 | 2015 | 174 |
| 中国和韩国的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比较研究 | 金胤静(Kim Yoon Jung) | 华东师范大学 | 当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能源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国家发展和全球安全密切关联的战略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国际石油市场日渐动荡,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必须客观地面对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能源安全问题。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与有限供应之间的非对称性、全球能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和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性使得能源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学所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尤其是新的能源安全观关注能源生产国的需求安全、消费国的供应安全和过境国的运输安全等诸多方面,强调“合作安全”和“共赢安全”涉及能源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大中型跨国石油公司等几乎所有能源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利益。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亚新独立的国家从苏联的“后院”发展成为世界新的能源供应中心,吸引了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这些国家为了确保本国和本地区的能源安全,通过政府主导、能源企业参与等多种途径开展各具特色的能源外交,推进能源合作。中国和韩国同处亚太地区,作为能源消费国及进口国,两国都对中东的能源进口有较强的依赖性,也同样面临海上油气运输的风险。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过度集中于中东非洲地区的石油进口,过多依赖于海上运输的状况使得中国的石油安全脆弱。由于中亚地区在地理上与中国陆路相连,打通中亚油气进口通道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近20年来,中国从中东非洲地区不断向其他地区扩展能源合作与外交领域的层次、方式和范围,使其能源安全程度不断提升。韩国由于本国的能源资源不足,能源对外依存度长期偏高。2012年韩国的能源消费排名世界第九位。韩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依存度高达87%,为了减轻这一地区的能源进口,确保能源供应安全,韩国从2003年卢武铉政府开始进入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圈,并于2006年提出了“进入中亚方案”。但是,韩国是中亚能源开发和合作的后来者。显然,通过分析中国的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经验,可以为韩国当前和今后的能源战略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本论文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冷战后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和能源地缘战略的变化过程,探讨能源安全的新特征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观；通过调研分析中国在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实践,总结出中国在中亚能源合作的战略思维和特点,对比探寻韩国的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的思路和战略选择；在比较分析“中国-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的特征、战略和挑战的基础上,对应分析“韩国-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以及韩国在中亚的能源安全利益和相应的政策选择。通过上述这些研究,本文认为中韩两国在中亚地区具有不同的能源安全利益和战略优势。中国在中亚成功的能源合作是基于平等互利的基础,推进以油气为重点的一体化和综合性的大规模投资与合作。中国的中亚能源外交以首脑外交为牵引,以公司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助力,基本构建了融合国家、企业和地区层面的中亚能源外交体系。与中国相比,韩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较晚,进程较慢,成果较小。但是,本文认为,韩国通过综合运用本国具有的油气精炼技术、成套设备建设、运营和信息技术优势,以及短期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也具有诸多灵活的战略选择,如一揽子合作模式和官民并进的战略等。此外,本论文从宏观视角(即在欧亚大陆空间内)观察研究中国、韩国与中亚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中亚与东北亚的跨区域能源合作关系,认为这一更加宏观的视野分析,可以为中韩两国在更大的地缘空间内共同确保地区能源供应安全,推进能源合作与外交,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认识。 | 2015 | 185 |
| 中亚干旱区植被物候研究 | 马勇刚 | 新疆大学 | 植物物候是反映环境条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最直观、最敏感的生物指示器。亚洲中部干旱区是全球最大的非地带性干旱区,是全球生态系统和水资源系统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背景下中亚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中亚各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中亚干旱区正是当前全球植被物候研究较为薄弱的区域,在植被物候变化、植被物候模型及物候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非常有限。在中亚干旱区开展空间尺度植物物候研究对理解区域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基于长序列多分辨率遥感数据分析了中亚干旱区的近30年物候时空变化情况,在物候观测数据缺乏的情况下结合遥感数据和气候数据构建干旱区典型植被物候模型并以此模拟未来气候变化下的典型植被类型的物候变化趋势。主要的结论有： (1)基于1982-2006年GIMMS (Global Inventory Modeling and Mapping Studies)和1999-2012年SPOT vegetation长时间序列植被指数数据,采用动态阈值法反演得到过去30年中亚地区植被物候数据集；同时利用Man-Kendall趋势检验和Theil-Sen斜率方法,定量分析了研究区植被物候的空间变化情况,最后结合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分析了不同土地覆被类型和不同高程带下植被物候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1982-2006年中亚干旱区植被开始期和停止期在空间尺度上没有发生整体的显著提前或延迟,但局部地区有较显著的变化；②1999-2012年中亚干旱区的植被开始期和停止期在空间尺度上也没有发生整体的显著提前或延迟,研究区95%以上的区域的开始期和停止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③结合土地利用覆盖数据的分析表明：各种土地覆被类型差异明显,农用地的生长季开始期提前最明显,混合林的生长季停止期推迟最显著,各种植被类型中,除灌木和稀疏植被外均表现出生长期延长的趋势；结合DEM的分析表明,2000-3000m高程带内的物候变化最明显；④GIMMS和SPOT植被物候参数对比发现：二者生长季开始期相关程度最好,而停止期和生长季长度相关性较差；在空间上表现为植被覆盖度高区域的相关性要高于植被覆盖度区域的相关性。 (2)研究在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MODIS)影像提取的250m的物候空间数据基础上,结合前人对气候要素时空变异的相关结论,建立了一套在气象站点周围选择相对纯净像元来构建干旱区不同植被物候模型的方法。基于该方法,以MODIS的空间物候数据和气象站点数据,在经典植被物候模型和干旱区植被物候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11种预测开始期物候模型和4种停止期物候模型,在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支持下,完成了荒漠草地,高山草地与落叶阔叶林的模型拟合与精度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温度、降水和光周期等因素对不同植被功能型的物候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在综合考虑拟合与评价精度后,最终确定了草地的最优模型为温度-降水改进模型(Temperature-precipitation modified model),落叶阔叶林的最优模型为替代(Alternative Model)模型,其平均精度能够达到8d左右。结果表明本研究提出的模型构建方法改进了气象数据和植被物候的空间匹配,提高了利用遥感数据构建物候模型的精度。 (3)基于中亚地区历史气候变化特征和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以温度和降水作为控制因子,设定了9种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将气候变化情景数据作为输入,结合建立的荒漠草地和落叶阔叶林的开始期物候模型,分析了荒漠草地和落叶阔叶林在未来30年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开始期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研究区的荒漠植被和落叶阔叶林开始期有不断提前的趋势,但在不同的气候情景下其变化幅度有所不同,荒漠草地开始期平均提前天数将在5-10天,落叶阔叶林开始期则提前5-20天。 | 2014 | 130 |
| 俄罗斯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 曹伊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着世界各国的安全形势,传统的政治军事斗争手段已经不能确保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所有安全权益。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也面临着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多领域的新威胁和新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特点,决定了开展国际合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本文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指导下,以俄罗斯和中亚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合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了对俄罗斯和中亚安全来说较为典型的四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三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能源安全)以及双方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多边和双边的跨国合作。 本文共包括序言、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个部分。 序言部分扼要说明了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基本结构和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主要分析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背景。本章首先阐释了非传统安全的涵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必须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安全观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联系为双方开展非传统安安全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章主要探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反“三股势力”合作。本章首先阐述“三股势力.”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严重威胁以及双方打击“三股势力”的紧迫性,并在充分分析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必要性的基础上,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开展反“三股势力”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和举措。 第三章主要论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禁毒合作。本章首先阐述毒品泛滥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在探讨双方国内禁毒措施及其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开展多边和双边跨国合作治理毒品走私问题。 第四章主要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在防控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合作。本章在分析非法移民问题产生及其对双方影响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俄罗斯和塔、吉、乌三个主要劳务移民输出国的移民政策,指出双方加强移民合作的必要性,并揭示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防控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本章首先分析俄罗斯和中亚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然后分别从中亚能源在俄罗斯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俄罗斯在中亚能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两方面分析双方开展能源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论述双方在能源领域开展的多边和双边合作。 结语部分在对前文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对俄罗斯与中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前景进行展望,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可回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虽然时有龃龉,但是合作仍是未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途径。 | 2014 | 161 |
|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视域下的当代中亚伊斯兰政治化研究 | 顾德警 | 新疆大学 | 由于其与基地组织共拥重建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伊扎布特在不断地吸引着国际媒体及各国政府安全机构的关注。考虑到伊扎布特的秘密文化而且其在中亚各国处于非法地位,因此在评估该组织方面具有挑战性。中亚地区在整个20世纪几乎都为西方国家所忽略。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和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已经激起了关于中亚对中亚地区极端伊斯兰组织的争论。尽管以开展武装活动为主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最初获得外界更多的关注,但是,各国智库和学者已经将其关注点扩大至诸如伊扎布特之类的非暴力组织。中亚地区于公元7世纪末开始伊斯兰化,当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阿拉伯军队入侵该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这片领土被希腊人称作河中地区,而阿拉伯人则称这片领土为“马维兰纳赫尔”。这片领土于公元8世纪初被纳入伊斯兰哈里发国家。阿拉伯商人和农民向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殖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相对平和。该地区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中的民众是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者,随后中亚大草原上各游牧部落也最终皈依伊斯兰教。许多世纪以来,中亚地区都是伊斯兰教重要的文化中心。伊斯兰教文明史中的许多大学者和大科学家都是该地区民众。从9世纪起,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的布哈拉成为穆斯林世界学术和艺术的主要中心,布哈拉涌现出诸如著名的《布哈里圣训实录》汇编者布哈里,哲学家和科学家塔吉克人阿维森纳,以及在14世纪创建了伊斯兰教苏菲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纳格什班底教团的纳格什班底。中亚地区大部分民众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中的哈乃斐教法学派。哈乃斐教法学派自由和宽容的性质允许将中亚地区非穆斯林传统和平吸收进伊斯兰教。鉴于此,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吸纳并融合了伊斯兰教进入该地区之前的各类宗教的传统和仪式,诸如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景教和萨满教的传统和仪式。 苏联统治中亚时期对于伊斯兰教是段艰难时期：清真寺遭到毁坏,穆斯林领导人遭到非公正地迫害,而且该地区伊斯兰教的辉煌历史被抹掉。然而,莫斯科低估了伊斯兰教在艰难困境下的生存能力,因为莫斯科视伊斯兰教为一种由于文化落后而产生的原始宗教。确实,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在苏联70年的统治期间是令人感到吃惊的。苏联解体致使中亚地区产生五个新国家。自独立后起,这些国家就不但要努力建立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还要寻求将伊斯兰教融入到新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中。然而,此类努力已经造成了各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同时也使得各国政治精英陷入两难困境。尤其是,随着以伊扎布特为典型的伊斯兰政治化组织的出现已经让那些倾向于视该组织为“舶来品”的中亚各国政府感到震惊。伊斯兰政治化组织在数字方面所能体现出的实力只有一个指标能反映,那就是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组织成员。伊斯兰政治化组织已经成功地在中亚招募了成千上万名成员,这些组织的活动能量和现实威胁除了可以根据其成员的数量来衡量之外,还应当根据它们引发相关方面的反应来衡量。它们不断增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形成了许多至今依然无法回答的问题。目前关于中亚地区伊斯兰政治化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描述,而非理论分析。此外,这些研究或者是不尝试理解驱动该组织受到欢迎的因素也不试图系统地评估该组织在将来诉诸暴力的可能性。鉴于此,本论文将根据以下问题开展：以伊扎布特为代表的伊斯兰政治化组织在中亚的目标和战略是什么?它们为什么在中亚出现?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政治化组织对暴力手段的使用存在差异? 本论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阐释伊斯兰政治化在中亚的崛起以及未来走向,诸如宗教社会学、社会运动理论、冲突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 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六章,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旨通过东西方关于宗教与政治论述,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与政治的观点予以回顾,在此基础上伊斯兰政治化这一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予以诠释。 第二章,旨在对被沙皇俄国征服前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传播情况作一番回顾,介绍当时的伊斯兰政治化情况,对当时中亚三个汗国的伊斯兰神权政治进行分析。尤其关注苏菲教团的发展情况,以及作为政治亚文化苏菲教义与中亚地区当时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结合情况。此外,该章还在对苏联时期历届政府的宗教政策作一番梳理,与此同时苏联政权刚建立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的伊斯兰政治化的突出例子巴斯马奇运动予以关注。此外,作者对苏联宗教政策及其影响作了一番评论,并认为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还产生了所谓的“官方伊斯兰教”,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由于长期与外界穆斯林世界隔离,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孤儿”。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复兴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复兴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伊斯兰政治化组织对中亚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 第四章旨对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化进行国别分析,尤其强调1992—1997年期间爆发的新共产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反对派之间的内战。此外,该章还涉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极端伊斯兰组织,这段时期是新成立的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底乌兹别克斯坦部分遇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挑战。本章还表述了中亚地区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恐怖组织——,乌伊运。此外,该章对中亚地区伊斯兰政治化的典型——伊扎布特的历史及其创建者纳布哈尼作一番回顾。同时,该章关注该党的目标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强调伊扎布特关于重建哈里发国家的蓝图,本章对伊扎布特的政治方法论、内部组织状况、招募人员战略。该章还将尝试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以伊扎布特为首的伊斯兰政治化组织何以能够在中亚地区生根发芽,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章阐述了中亚国家应对伊斯兰政治化的相关措施,并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予以评析。 第六章则主要是阐述了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政治化现象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当所要采取的应对之策。 出于本论文研究之需,本文中的“中亚”指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尽管土库曼斯坦也属于中亚地区的一部分,但是该国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分析范围外。该国当前的政治局势几乎使得外界无法收集有关伊扎布特的敏感性资料。 | 2014 | 275 |
| 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战略研究 | 魏新 | 西南石油大学 | 石油天然气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油气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消费的增长性、地理分布和供需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性等因素加剧了世界各国对油气资源的争夺。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开发前景良好,成为了世界各国角逐的焦点。中国在面临人均资源拥有量少,油气资源需求量大和油气对外依存度高等一系列现实困境下,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能源‘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实现合作共赢。克拉玛依正处在“城市转型”和打造“世界石油城”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并与中亚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开拓中亚市场、与中亚石油企业合作竞争是克拉玛依石油企业制定的长期战略目标。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对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市场的油气合作竞争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以国际、国内和克拉玛依为背景,提出论文研究的必要性、目的与意义；对合作竞争相关理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为论文研究做好理论铺垫。其次,对克拉玛依石油企业的产业价值链、主要经营业务、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区位情况等内部条件进行了分析；对中亚五国油气资源供需市场及油气产业状况、相关市场信息、国际石油合作状况以及中亚石油市场国际合作竞争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弄清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双方的内部条件和国际环境。第三,对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运用ISM和DEMATEL方法系统分析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层次结构化处理和影响大小测度,弄清了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影响强弱程度；运用SWOT模型综合分析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面临的环境机会与威胁、自身优势和短板,得出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第四,基于直接面向中亚和间接面向国家或上级两个层面,分析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能力。结合克拉玛依石油企业实际情况,构建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竞合能力的“双钻石模型”,分别从内层和外层两个方面,共计九个要素,分析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竞合战略中的能力优势。第五,围绕战略构想和战略目标,对合作竞争战略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的战略模式：基于不同进入时期,即进入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模式选择；基于不同竞合力量,即上下游纵向合作竞争、同行横向合作竞争和游说政府或上级的双向合作竞争的战略模式选择；基于不同要素,即石油技术、石油投资项目、人才培养、融资和信息合作竞争模式。最后,对克拉玛依石油企业中亚合作竞争战略的实施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克拉玛依不同类型石油企业进入中亚市场的具体方式、主要任务；克拉玛依政府在中亚合作竞争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并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 2014 | 185 |
| 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模式研究 | 陈俭 | 新疆农业大学 |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这一历史大背景下,中国与毗邻的中亚五国在双边政府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经贸合作往来日益频繁,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取得了较大进展。2013年习近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意味着包含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均占有重要地位,深化双方农业经贸合作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是重中之中,必将融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来。中国与中亚五国自建交以来双方在农业经贸合作领域已取得较大成就,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推动双边农业经贸合作健康有序发展,对双方农业经贸合作进程中现有模式、演变规律及其未来模式创新开展研究已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模式的角度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经贸合作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经贸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当前的几个典型区域经贸合作模式在现阶段能较有效推动双方农业经贸合作发展,但仍存在局限；现有农业经贸合作模式存在较大改进空间；自由贸易区是未来区域经贸合作的最佳选择,农业经贸合作模式将在此框架下进行构建,并在最后对未来农业经贸合作模式进行了展望。 具体方面本研究共分八章,第一章对主要对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阐述,对相关理论及文献进行综述整理,对研究的方法、数据的来源,拟解决的关键予以阐释,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研究的内容予以说明。第二章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经济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经贸领域存在广泛合作基础。由于农业经贸合作模式与区域经贸合作模式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首先要弄清楚现有区域经贸合作有哪些典型模式,故本文第三章首先对当前能最有效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发展的几类区域经贸合作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整理,它们分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模式、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模式、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及亚欧博览会模式；认为这些模式尚处在以实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阶段。并从投资、科技、农业发展援助及其它这四个方面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进程中的主要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这些模式对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乃至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章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进行了SWOT分析,认为中国在与中亚五国在开展农业经贸合作的进程中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优势,克服自身不足,抓住机遇,客观认证面对并迎接所面临的一切挑战,占据合作主导权,并积极推动合作深入发展。本文第五章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与中亚五国整体农产品贸易模式演变及贸易额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无论是在贸易模式方面还是在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方面双方均呈现出不同特点,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模式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第六章同样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农产品贸易模式演变及贸易额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贸易模式方面还是在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方面,中国与中亚各国均存在异同。第七章首先通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四种典型经贸合作模式进行借鉴,认为自由贸易区是该地区未来的合理选择有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两种种模式可供选择。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中国与中亚五国未来农业经贸合作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目标；认为在农业经济合作模式方面,可有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模式、合资共建模式,企业+基地型合作模式、农业合作示范区模式、目标集聚型合作模式、合同进入模式、农业跨国公司模式、国际农贸批发市场模式及国际农业专业合作社模式这八种可供参考选择；在农产品贸易模式方面,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从中长期来看则会发生较大变化。第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 2014 | 189 |
|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 申建良 | 新疆农业大学 | 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各国对于人才的竞争愈发激烈，教育作为发展一国人才的基本策略，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现，世界已经进入“教育谋划”和“教育变革”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构建了“教育强国”的伟大梦想。因此，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先进经验，通过“派出去”和“请进来”等办法，在多方面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成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 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相邻，是我国东联西出的桥头堡。作为我国西进排头兵，新疆如何发挥自身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外部环境的优势加强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之一。如何加强新疆在对外交流力度，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成为自治区乃至国家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借助相互依存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博弈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结合管理学、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围绕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这一主题展开研究。 首先，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辩析，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证实了中国GDP与财政教育投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每增长1%，长期国民经济将有0.330347%的增长；从短期来看，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缺乏说服力，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不明显，需要建立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有效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旨在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学意义。 其次，梳理了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问题，并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 然后，分析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性，从地缘、语言环境、人文、学科专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总结其合作优势，并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国“入世”、西部大开发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视角剖析其合作机遇。 再次，从平台与机制建设、汉语国际教育、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等不同方面透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现状，深入挖掘存在的问题。 最后，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经验，结合实际探寻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总体思路、战略、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期提升双方高等教育合作层次，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合作水平，加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 2014 | 139 |
| 中亚造山带东段壳幔电性结构特征及构造涵义研究—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 | 李波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 论文依托“中蒙边境东段综合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项目”,以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3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数据为基础,采用Robust估算、远参考道处理、功率谱挑选等大地电磁测深处理技术,获得高质量的大地电磁测深频率响应,通过计算Swift及Bahr二维偏离度、相位张量、磁场感应矢量、电性主轴等技术指标对内蒙古地区三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经过区域的维性信息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三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数据整体上二维性较好,经过二维非线性共轭梯度反演,获得了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壳、幔电性结构模型。对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壳、幔电性结构模型分析表明,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的电性特征各有特点。Linel剖面反映的华北板块的电性特征以“纵向分层”为主要特征,linel剖面反映的华北板块北缘的电性特征以“横向分块”为主要特征;line3剖面经过区域的电性特征以横向分块为主要特征;line4剖面经过区域的电性特征以横向分块为主要特征。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中、下地壳广泛发育有高导区域,不同构造单元内的高导区域可能具有不同的成因机制。Line3剖面和line4剖面电性模型反映的大面积高导区域可能是古亚洲洋闭合时期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两大板块发生大陆碰撞时硫化物石墨沉积物堆积的反映;Linel剖面电性模型反映的壳内高导层可能是基性、超基性类岩矿,其物质来源应该是幔源的物质。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广泛分布有大面积的火成岩,这些火成岩都是岩浆活动的产物。二连—贺根山断裂带、西拉木伦断裂带、赤峰—白云鄂博断裂带表现为明显的低阻电性异常带。电性模型表明三条断裂带均是岩石圈尺度的,且具备俯冲带的电性特征。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地区的电性特征表明中亚造山带东段的构造演化模型更可能是连续增生型的。索伦缝合带区域内电性特征复杂,存在岩石圈尺度的电性差异,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缝合带位置可能位于该区域内。 | 2014 | 132 |
| 里海—中亚天然气管道外交博弈研究 | 李冉 | 外交学院 | 里海—中亚地区既是一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真空地带”，又是一个新兴的能源富集地区。欧盟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需求的双重目的，推出了“纳布科天然气管道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该计划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各相关国家、大国以及波及国之间的一场激烈而又旷日持久的能源地缘政治大博弈，影响到了复杂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国际关系的转变和演化。本文全面论述了“纳布科管道计划”的由来和进程，详尽探讨了有关各国之间围绕着该计划所展开的外交博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战略和对策。具体地说，全文的结构和框架安排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研究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文章写作思路和写作方法以及创新点进行简单的介绍。 正文包括四个板块，具体分述为以下6章： 第一板块也就是第一章，运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天然气和天然气管道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揭示天然气为何会成为战略性能源，描述全球天然气的分布图景，然后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和博弈论，论述天然气地缘分布与地缘政治的互相影响及其天然气管道的政治博弈态势。 第二板块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纳布科天然气管道计划”的背景、进程及其前景进行分析，其中第二章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纳布科计划”的背景和提出过程进行论述，详细、全面地展现出该计划的出台背景以及酝酿和提出的经过。第三章运用辩证的方法论述“纳布科计划”的进展情况，既详细介绍了该计划提出之后所取得的成果，也分析了该计划进展缓慢和方案变更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决定该计划命运的因素。 第三个板块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述国际关系各方围绕着里海—中亚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和天然气管道所展开的外交博弈。其中第四章以里海—中亚5个天然气资源国为论述主体，论述了这些国家在天然气资源上的战略地位、在输出天然气的过程中所追求的多元化途径以及围绕着“纳布科计划”而表现出来的外交博弈趋向。第五章以欧美俄三大政治力量为论述主体，论述了三方对里海—中亚资源的竞争态势和围绕着“纳布科计划”而展开的外交博弈。 第四个板块即第六章，论述了“纳布科计划”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分析利弊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所应采取的能源战略和外交对策。 | 2013 | 221 |
| 中亚干旱区高山泥炭磁性特征变化机制与古环境 | 张俊辉 | 兰州大学 | 亚洲内陆干旱区作为地球上最广阔的一个干旱区,是全球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和全球气候与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入探讨亚洲内陆干旱区气候演化过程及其机理,成为亚洲自然环境演化研究的紧迫需求。新疆干旱区已经被证实是气候变化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前人已经通过湖泊沉积物、黄土、石笋等信息载体对区内气候环境演变开展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目前尚存在一些争议。泥炭作为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研究的良好的地质档案,尤其在重建全新世高分辨率的古气候及粉尘变化方面优势显著,但是西北干旱区至今没有开展相关研究。干旱区泥炭中粉尘含量相对高,有利于运用环境磁学的方法开展工作,但是相关应用甚少且对泥炭沉积中磁性矿物及变化机制认识不清。因此,本文选择位于阿尔泰山西端和中部的ATM10-C5和ATM10-C7泥炭岩芯为研究对象,重点通过系统的环境磁学研究,揭示泥炭沉积物中磁性矿物特征及其变化机制。在此基础上,从磁学参数中提取有效的气候和粉尘代用指标,并结合地球化学元素,探讨了该区域全新世以来气候及粉尘变化情况,并对其机制进行了初步讨论。主要获得了以下认识：(1)阿尔泰山泥炭沉积物的磁性矿物浓度低,沉积物中亚铁磁性矿物富集程度较低,表现出明显的弱磁性沉积物的特征。泥炭沉积物中含有高矫顽力的赤铁矿、针铁矿以及低矫顽力的磁铁矿,其次还含有顺磁性矿物和大量抗磁性矿物。赤铁矿的含量高是主要的载磁矿物,磁铁矿可能是剩磁的主要贡献者。初步认为在阿尔泰山泥炭沉积物中不含有生物成因的磁性细菌。阿尔泰山泥炭样品主要为细颗粒的磁性矿物但同时存在MD颗粒的磁铁矿。(2)阿勒泰地区表土样品的磁性矿物来源相对稳定,岩石磁学性质主要由来自源区的粗颗粒软磁性矿物所主导,xIF和SIRM值大小与磁性颗粒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磁性矿物浓度越大,磁畴越粗,与海拔高度和景观带的变化紧密相关。荒漠带表土中磁性矿物的浓度较高,磁畴主要为粗颗粒的PSD+SD,而其它景观带(森林、灌丛、草原、湿地)浓度明显降低,磁畴也相对较细。相比较,其它景观带表土受后期改造作用比荒漠区稍强,导致矿物浓度和粒径发生变化,这种差异性主要是由于海拔升高到1300 m之后,区域气候环境因素(如气温,降水以及蒸发)发生明显变化,导致强磁性矿物的破坏,土壤磁性降低。成壤作用形成的SP颗粒相对较少,对磁性矿物的浓度影响非常有限。(3)首次提出泥炭沉积物的磁性特征变化机制：在泥炭表层酸性的亚氧环境中,亚铁磁性矿物在较短的时间内伴随着部分溶解和改造,导致沉积物磁性浓度的降低和粒径的减小,快速的沉积和埋藏之后,长期处于缺氧的碱性还原环境下,磁铁矿发生的变化很小或基本不会再次被改造。(4)泥炭沉积物的磁学参数χ、ⅡRM1T以及Xarm/iRMIT可以用来反映气候的冷暖变化并对其机理作了详细阐述。早全新世(11～9.5cal kyr BP),阿勒泰地区气候寒冷,但是表现出逐渐转暖的趋势,中全新世(9.5一～4.0cal kyr BP)气候温暖,晚全新世(4.0 cal kyr BP～)气候再次相对变冷,该区域气候变化与北疆乌伦古湖气候代用指标揭示的气候冷暖变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气候的冷暖变化与60°N太阳辐射紧密相关。(5)ATM10-C5和ATM10-C7岩芯Pb元素的浓度在11～7.5 cal kyr BP时期变化范围分别为20～35 mg/kg和20-40 mg/kg,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阶段,指示这一阶段Pb浓度较高；7.5-4.0 cal kyr BP岩芯Pb元素的浓度较前一阶段明显降低,变化范围分别为10～20 mg/kg和10-25 mg/kg：4.0 cal yr BP以来Pb元素的浓度较前一阶段明显再次上升,变化范围分别为20～30 mg/kg和20-30 mg/kg。同时,进一步分析发现,Pb浓度的存在三个高值阶段,分别为1.6-2.1 cal kyr BP,3.5～ 4.1 cal kyr BP,7.9～8.5 cal kyr BP.(6)首次运用HIRM记录泥炭中的粉尘变化,并结合Ti元素将阿尔泰山地区全新世粉尘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全新世(11～9.5 cal kyr BP)浓度较高,全新世中期(9.5-4.0 cal kyr BP)浓度最低,晚全新世(4.0 cal kyr BP-)再次升高。1.6～2.3 cal kyr BP,3.5～4.0al kyr BP,8.1～8.4 cal kyrBP阶段,指示了三个粉尘浓度明显增加的时期。粉尘的变化影响因素复杂,与气候的冷暖变化紧密相关很可能受冬季风和西风的影响。 | 2013 | 145 |
| 中亚干旱区MIS 3以来黄土地层中生物标志物和单烃碳同位素组成与古气候的响应 | 杨奇丽 | 兰州大学 | 中亚干旱区是三大气候系统(西风带、东亚季风和极地气团)交汇衔接的区域,具有敏感的气候响应,因此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对中亚干旱区古气候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和过程的理解。然而,迄今为止,对中亚干旱区的气候记录的研究尚不完善,全新世的记录较多,但扩展到MIS3高分辨率序列研究很少,对MIS3以来的中亚干旱区气候变化过程的了解很不清晰。 为此,本文选取中亚干旱区哈萨克斯坦境内3个黄土-古土壤序列(VA、TR和RM)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沉积序列中生物标志物和单烃碳同位素组成指标,以及孢粉等常规指标,并结合AMS14C年代控制,重建中亚干旱区MIS3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历史。同时,讨论和验证了生物标志物和单烃碳同位素组成在黄土-古土壤序列中的气候响应关系和表现。本研究主要结论和认识如下： (1)VA剖面气候重建：32-20ka BP,湿润；20-11ka BP,湿度有所上升；11-7ka BP,干旱；7-4ka BP,湿度增加；4ka BP以来,趋于干旱。 (2)TR和RM剖面气候重建：50-43ka BP,干旱；43-37ka BP,相对较湿；37-34ka BP,干旱；34-30ka BP,湿度略有增加；30-25ka BP,湿润；25-11kaBP,干旱；11-6ka BP,相对湿润；6kaBP以来,气候变干。 (3)对比中亚干旱区附近的重建记录结果表明,MIS3以来,中亚干旱区的气候状况主要受西风系统强度变化和区域气候系统影响,西风是其主要的水汽来源。早中全新世西风系统的增强促成了中亚干旱区气候相对湿润的表现。 (4)在中亚干旱区,区域蒸发量的大小对有效湿度表现的影响显著。在寒冷的末次冰盛期,低温导致的蒸发量下降使研究区出现区域性的湿度增加表现。 (5)黄土-古土壤序列沉积的正构烷烃组成分布特征可以有效指示有机质物源信息,并且特征单烃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可以与湿度有很好的相关关系。单烃碳同位素组成偏负对应湿润时期,而偏正对应相对干旱时期。此外单烃碳同位素组成由于有机组分的来源确定,可以排除全有机碳同位素组成中混合来源的影响,因此具有更敏感和可靠的环境指示。 | 2013 | 116 |
| 中国与中亚的关系（1991-2011年）：合作与共赢 | 法赫利 | 山东大学 | 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交往也已20年。20年来,中国对中亚的存在一定的战略思维：一是维持中亚的战略均势,防止中亚被单一力量主导。二是维护中亚的安全与稳定,防止中亚的安全问题向中国西部外溢。三是深化与中亚的经济合作,借此提升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在该战略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为维护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中国在过去20年的不同阶段对中亚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一是1991年12月至1997年9月建立睦邻友好关系阶段；二是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加强能源、经贸和安全合作阶段；三是2001年6月至今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合框架下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与中亚的哈、吉塔、乌、土以及阿富汗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共同致力于推动双边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中亚五国及阿富汗也从发展对华关系中获益,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打击三股势力和人文合作得到中国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冷战后,中俄美关系无法像冷战时代一样具有全面的全球战略影响,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问题领域,中俄美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亚地处连接欧洲、亚洲、中东和南亚的十字路口,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和宗教关系复杂,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地位十分重要,冷战后中俄美三角博弈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中俄美在中亚的博弈也对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顺利,中国为阿富汗的重建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阿富汗也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是对维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对维护中国进口中亚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四是对提升中国负责人大国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尽管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势头较好,但也存在一些对中阿关系发展的挑战：一是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困扰中阿间的经济合作；二是西方的阿富汗政策对中阿关系形成挑战；三是对阿富汗援助和参与阿富汗重建问题考验中阿关系的发展。 | 2013 | 155 |
| 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研究 | 张辛雨 | 吉林大学 | 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不但对其自身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其对于中国而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我国与中亚国家毗邻而居，无论从经济结构、人文资源还是地缘优势上都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亚是一个新兴的世界能源中心，我国应利用地理相邻的优势，以新疆为节点，充分考虑新疆未来的油气化工业发展需要以及中国未来能源战略储备。进口中亚的能源将促进新疆及西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欧亚大陆桥构想”就是通过能源合作提升区域经济合作向高层次演进的实例。它的具体思想是：以开发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及铺设管道从里海和中亚等地进口能源为中心，推进沿线地区的能源转换，开发城市和恢复生态。中国既可以把从中亚铺设过来的进口石油的管道作为西部石油输往东部的一条路径，节约西部开发的成本，又可以铺设管道为契机，改善沿路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拓交通，带动经济的发展。从地缘政治看，中亚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与重要的能源战略地位。中国应深化与中亚的油气合作，加强双方的地缘政治联系，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战略成果，从而在中亚谋求稳固的政治、经济地位。 本文的研究目的基于国际石油市场动荡，油价飙升，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与中亚国家地理相连，毗邻而居。滨里海盆地和里海盆地石油储藏量极为丰富，堪称“第二个波斯湾”。我国能源缺口大且进口来源单一，因此加强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增加外部能源供给渠道，从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此本文首先从区域能源理论评析入手，为中亚能源开发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明确能源合作的实际意义。同时对中亚能源地位和我国能源供给与需求进行分析，进一步对能源合作提供佐证资料。其次，把我国作为中亚能源开发“局中人”，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博弈论、国际政治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对能源开发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再次，通过分析中亚五国能源政策及美、俄、欧盟等“大国”中亚能源合作利益取向，归纳总结其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策略及我国未来能源战略构想和实施。 中国已跃居世界性经济大国，一个经济大国的能源安全计划，必定是一个重要战略。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都要把握；供应与需求的平衡；开源与节流的推行；国际合作与国家储备的布局都关乎国家前进的步伐。从供给角度看，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一方面，各大用油国在狭长的运油路线上摩擦不断。中东、中亚、海湾、非洲等富油地区成了大国绞逐的棋盘。另一面，国际石油市场动荡，油价飙升，成为各国更现实的不安全因素。有鉴于此，十多年来，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油气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取得的成果与巨大的合作潜力仍不相称。可以看到，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潜力发挥既有客观方面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中亚国家的能源战略格局及利益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加紧对战略自然资源及油气行业的国家调控与能源外交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主观上，中国对中亚能源方面研究不足，特别是对中亚国家的能源战略走向、对外能源合作决策机制及利益集团没有充分的了解，而这成为中国无法对其有效能源合作的重要原因。本文在这些方面深入的进行了分析实证。可以说，对中亚能源合作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加强对中亚国家“能源问题”的研究，探讨其能源管理体制、利益分配、决策机制、发展规律是深化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 | 2012 | 150 |
| 乾隆朝中亚政策研究 | 李皛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本文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以及中外史学界常用的历史比较研究法，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考察和对具体政策的解读，比较系统第地论述了乾隆朝时期清政府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力争做到全面、客观地把握其整体脉络，反映其历史演变过程，并得出适当的结论，给予客观评价。本文共包括导论及六大章节，其中导论主要涉及本课题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学术史回顾以及所应用的研究资料。第一章节主要回顾历代中原王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历史，以及清朝统一回疆时的中亚态势；第二章节主要阐述清朝如何将中原王朝的宗藩体系延伸到中亚；第三章主要通过清朝与浩罕、巴达克山等国交往中的具体案例阐述在将中亚”伊斯兰世界”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宗藩体系中时所产生的冲突和问题，并讨论清朝中亚政策最主要的中心议题：和卓后裔问题。这一问题在乾隆朝时即开始发酵，终于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时陷入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并重创了清政府在回疆的统治。第四章主要通过对史料的解读，阐述清政府在与中亚国家的交往中所遇到的“礼仪”问题，以及其前因后果；第五章则是通过考察其实际效果，对乾隆朝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手段进行反思。笔者尽量力求客观公正，得失兼顾，即不以现代的眼光投射到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中亚，从而不切实际地指责清朝统治者的错误，贬低其努力和成就，同时又要客观地看待清朝所坚持的，虽然经过小修小补，但仍与历代中原王朝相去不远的宗藩体系在当时已经无法满足与中亚”伊斯兰世界”交往的需求；以及近代化的潮流已经得到显现，并极大改变了清朝所处的环境，深刻影响了其与中亚”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这一现实。 | 2012 | 232 |
| 中亚地区古生代晚期地球动力学环境 | 冯乾文 | 中国地质科学院 | 岩墙是岩浆物质侵入到地壳裂隙形成的特殊侵入体,是地壳脆性变形和深部岩浆活动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为止关于中亚地区在古生代期间的构造演化历史,尤其是古生代晚期的地球动力学环境,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与以往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重点从该地区古生代晚期暗色岩墙的空间分布和形成时代入手,通过构造应力场分析来研究中亚地区古生代晚期的地球动力学环境。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我们首先利用遥感影像资料,对中亚地区的暗色岩墙进行了详细的解译。通过野外实地验证和数据处理,第一次获得了中亚地区岩墙时空分布的概况。研究表明,中亚地区岩墙的时空分布并不均匀：时间方面,大多数岩墙形成于古生代晚期；空间方面,岩墙集中分布在巴尔喀什湖北岸和西岸、成吉思-塔尔巴哈台、西准噶尔、东准噶尔、蒙古阿尔泰以及东天山和北山等几个区域,岩墙的分布与区域型大型断裂和古板块缝合带有密切关系。在西准噶尔地区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克拉玛依岩体和红山岩体中6个闪长质暗色岩墙样品的形成时代为302-303Ma(锆石LA-ICP-MS U-Pb 206Pb/238U加权平均年龄)。通过对克拉玛依岩体中3组不同走向的岩墙进行构造应力分析认为有2组岩墙分别发育在左行和右行剪切裂隙之中,这2组岩墙相互切割,具有共轭关系,剩余1组岩墙发育在压张性裂隙之中。通过构造恢复研究,第一次发现了侵入到红山岩体中的岩墙有2组,其中第1组为椭圆形状的环状岩墙,第2组为非环状岩墙。对克拉玛依岩体和红山岩体中的暗色岩墙分析结果显示,在315-303Ma期间,这里处于近NNW/SEE向的挤压环境之中。在东天山地区的研究中,重点对大南湖岩体、三头山东部岩体以及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中“眼球状”岩体中的暗色岩墙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三头山岩体中岩墙的年代学研究,得到了293Ma左右的年龄(锆石LA-ICP-MS U-Pb 206Pb/238U加权平均年龄)。通过岩墙的空间分布和构造分析认为大南湖岩体中和三头山东部岩体中平面最大主应力均为近南北向,“眼球状”岩体形成巨型旋转碎斑系,其中的岩墙可能与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右行剪切有关。在北山地区的研究中,重点对拾金坡岩体中的暗色岩墙进行了分析。通过不同岩墙进行锆石年代学研究,得到了374Ma (SHRIMP U-Pb 206Pb/238U加权平均年龄)和287Ma (LA-ICP-MS U-Pb206Pb/238U加权平均年龄)的岩墙年龄,表明这里的岩墙是多期形成的,再结合岩墙切割关系,共识别出3期岩墙,第1期形成于409-374Ma,第2期形成于374Ma左右,第3期形成于287Ma左右。第2期岩墙数量最多且发生大范围的弯曲变形,通过构造研究认为这些弯曲都属于断层相关褶皱,第3期岩墙切割第2期岩墙,走向共有2组。以第2期岩墙的后期变形和第3期岩墙的应力场分析认为,在石炭纪到二叠纪早期,拾金坡岩体在近南北向挤压作用下发生左行剪切。综合本文对中亚地区古生代晚期岩墙时空分布的总体特征,以及对西准噶尔地区、东天山地区和北山地区岩体中岩墙的年代学和构造应力场分析的结果,我们确定了在古生代晚期的石炭纪晚期到二叠纪早期,中亚地区整体上处于近南北向的挤压环境之中,暗示了统一性区域应力场的存在。在对本文研究结果和前人研究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和讨论之后,我们最终认为：在古生代晚期的石炭纪晚期到二叠纪早期,中亚地区整体上处于近南北向挤压的环境中。在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洋盆已经基本关闭,统一的大陆地壳初步形成,不同块体之间的碰撞和挤压正在进行。 | 2012 | 192 |
| 冷战后印度中亚政策研究 | 周明 | 中共中央党校 | 大国崛起首先是地区层面的崛起，然后是向邻近地区扩散影响，最后将其影响力扩散至全球。作为印度“延伸的邻国”，中亚在印度向亚洲主导国家和世界大国的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印度的中亚政策主要有三个目标：维护印度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利益、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和能源利益。实际上，中亚政策是印度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印度外交的主要变化轨迹：随着印度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印度对中亚事务的介入经历了一个从不予重点关注到尝试全面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致力于使印度不仅是南亚次大陆的主导者，而且是世界事务的有力塑造者。 从1991年中亚国家先后独立到现在，印度的中亚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至1998年，这一阶段印度中亚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加强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之间的接触，从而为印度与中亚关系的发展打下基础。第二阶段从1998至2001年，随着国际形势与印度自身发展的需要，中亚地区成为印度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打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重要合作伙伴。2001至今是印度中亚政策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印度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与投入，致力于加强与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诸领域的合作，印度在中亚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然而印度的中亚政策的发展，还面临着如下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印度自身因素带来的影响；其次是中俄美在中亚的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再次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发展的影响。虽然印度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仍受到制约，但印度介入中亚事务越来越明确的态势，值得引起关注。随着更多的外交资源投入到中亚地区，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会随之增大。 由于缺乏议程控制能力及塑造规范的权力，即使印度在中亚事务中的影响力会上升，这种影响力的扩展也是有限的，印度目前和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是中亚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虽然印度目前没有明确的中亚战略，但由于中印双方在地区安全、能源、市场方面有着相似的利益诉求，因此，印度的中亚政策还是会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但并不会对中国造成多大威胁。实际上，中印在中亚没有多大冲突。印度在中亚的存在只能对我国造成有限的影响。只要中印双方遵守市场规则，中国在中亚就会保持对印度的优势。 | 2012 | 155 |
| 中亚干旱区黄土记录的过去5万年以来古气候变化历史 | 冉敏 | 兰州大学 | 中亚黄土区位于中亚干旱带核心区,与世界上最主要的三大黄土分布区(欧洲黄土区、西伯利亚黄土区、中国黄土高原)相邻。对该地区黄土沉积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该地区黄土沉积与其它黄土沉积区黄土沉积的异同,从而理解在全球气候背景下区域气候对黄土沉积的控制程度；同时,中亚干地带核心区位于亚洲季风和西风带相互作用区,研究该地区古气候变化历史有助于理解亚洲季风和西风带的相互作用过程。本文根据野外地层考察(VA、TR、Romantic、ZKT剖面),结合实验分析(古气候代用指标包括：粒度、磁化率、碳酸盐、有机质以及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在AMS14C年代控制基础上(测年材料包括：蜗牛、炭屑、沉积物全样),重建了研究区过去50000年以来的古气候变化历史。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区域地层学研究分析显示,研究区在～4800014C yr BP—～3000014C yr BP间为黄土-古土壤复合体,沉积于较差的排水条件,期间发育的三层古土壤分别形成于～4500014C yr BP、～4000014C yr BP以及～3500014C yr BPo接下来的～3000014C yr BP—～1000014C yr BP(?)司主要为黄土沉积,并伴随有广泛的潜育化现象。位于最西面的VA剖面(哈斯克斯坦中南部)在～1800014C yr BP—～1000014C yr BP之间发育了一层弱土壤层。早全新世(～1000014C yr BP—～500014C yr BP)为黄土沉积期而晚全新世(过去～500014C yr BP以来)为土壤发育期。 二,将研究区黄土沉积地层与其周边黄土沉积地层(欧洲、西伯利亚、中国黄土高原)对比分析表明：各黄土区均在MIS3阶段发育了数层古土壤。MIS2阶段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沉积中既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成壤特点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潜育化现象,而欧洲、中亚以及西伯利亚均记录到了广泛的潜育化现象,且有弱土壤层的发育。这些差异说明中亚区在上述时段比东亚区气候更为湿润。全新世地层序列比较发现：中亚区与欧洲全新世地层序列相似,和东亚区存在一个反相位关系,即：东亚区在全新世早期(9000—4000年)发育土壤,晚期为黄土沉积；中亚区在全新世早期为黄土沉积,晚期发育土壤。总体来讲,研究区过去5万年以来黄土沉积地层记录与欧洲黄土沉积地层记录相似。 三,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分析显示,研究区西部两个剖面(VA和TR剖面)土壤δ13Corg值分布于-22‰—-26‰之间,植被主要为C3植物。末次冰期间冰段以及晚全新世土壤层δ13Corg值要偏低于晚末次冰期,末次冰期间冰段发育的古土壤层δ13Corg值也要明显偏低于其上覆和下伏的黄土层。进一步分析发现降水可能是控制该地区土壤δ13Corg值的主要因素,且土壤δ13Corg值主要反映的是纯C3植物对气候因子的响应。位于研究区东部的ZKT剖面的研究结果与VA和TR剖面研究结果有明显的差异：第一,ZKT剖面土壤δ13Corg值总体偏高于其西面的VA和TR剖面,植被由C3和C4植物混合组成；第二,ZKT剖面古土壤层δ13Corg值偏高于其上覆和下伏黄土层,主要反映了C3和C4植物相对丰度的变化,不能简单的反映降水或者有效湿度,其具体环境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粒度分析表明,研究区颗粒组分中<10μm颗粒含量(反映西风风力强弱)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VA和TR剖面<10gm颗粒含量在～39000cal.yr BP、～24000cal. yr BP、～16000cal. yr BP以及～12800cal. yr BP四个时段明显下降,在时间上很好的对应了末次冰期北大西洋发生的H4、H2、H1和YD事件。 五,研究区西部的VA剖面全新世以来颗粒组分中<2μm颗粒含量变化曲线与挪威海冬季降水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即早全新世相对干旱(降水相对较少),而晚全新世相对湿润(降水相对增多)。 | 2012 | 134 |
| 公元3-8世纪中亚贸易问题研究 | 杨洁 | 兰州大学 | 历史上的中亚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枢纽之一,这一地区的贸易史,既属于区域经济史范畴,也是丝绸之路贸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史籍资料、出土汉胡语文书和考古材料,以公元3-8世纪的中亚地区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地区内部的商品交易、商人活动,以及贸易货币,力图重现中古时期中亚地区跨文化贸易活动的历史面貌,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中亚地区的城镇多依靠绿洲而生存,经济基础为绿洲灌溉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粟特地区注重商业的发展,“利之所在,无所不至”是对粟特人最恰当的形象描绘,商人在粟特社会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粟特的对外贸易集中于丝绸之路东段,特别是在中国方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前往中国的粟特商队所获利润是整个粟特地区经济的支撑。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商业贸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巴克特里亚语文书所体现的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所签契约多与土地、葡萄园买卖相关,各类账目清单也都是日常用品；二是史籍和出土器物所见的奢侈品贸易,巴克特里亚地区对外贸易兴起的时间远早于粟特地区,它与印度、罗马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并持续发展。塔里木盆地的商贸活动体现出多元文化在这里的交汇和融合,商人层面有本地商人、中原商人和西来胡商,不少粟特人入籍当地,专营贸易；商品方面市场所售商品既有本地出产,也有来自周边或者更远的中原、粟特各地；吐火罗语B方言的过所文书体现出龟兹国对丝路贸易的有效管理；高昌国经营的生丝贸易说明官府不仅为丝路贸易提供便利,也亲自参与其中,是最大的获益者。中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商品首先是日常用品,粮食、纺织品和各种器物,这类商品本身价值不高,但属于生活必需品；第二类商品主要包括奴婢、中高档纺织品,在市场上销路很好；第三类商品指从外部输入的商品,中原的丝织品、印度的香药、拜占廷和波斯的玻璃器皿、珠宝、金银器,其特点是多数属于奢侈品层面,需求量不是很大,但是获利高。输入中亚的奢侈品,一部分在中亚进行交易,一部分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贩运。中亚地区铸造和发行的货币,其最大特色是模仿和创新。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地区保持着始于阿契门尼德时代的货币传统,受希腊、贵霜、波斯货币制度的影响较深。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的流通货币除吐鲁番地区在公元6-8世纪使用自铸银钱外,其他地区主要以铜钱为主,所谓的金钱基本上未见踪迹。 | 2012 | 204 |
| 9·11事件以来俄罗斯的中亚政策研究 | 张亮 | 中共中央党校 | 9·11事件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它将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亚地区，中亚五国从世界政治的边缘地区走向了中心舞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俄罗斯曾经视其为包袱，弃之不顾。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早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国家，希望从其获得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国家的复兴，遭到失败之后，俄罗斯谋求自强，重新审视以往政策，开始提升对中亚地区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重视，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有限，俄罗斯的许多政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付诸实施。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通过对内改革，发展经济，俄罗斯增强了实现对外政策的手段，对中亚地区的各项投入开始增多。对俄罗斯而言，欧盟和北约的扩大已经逐渐削弱了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的优势，2008年爆发的俄格冲突更是表明美国与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日益激烈。中亚地区是俄罗斯最后的阵地，它是维护俄罗斯南部安全的重要屏障，是俄罗斯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支撑，俄罗斯决不允许外国在该地区占据优势地位。 因此，进入21世纪，俄罗斯从经济、能源、军事等多方面深化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基本上巩固了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借助于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双边贸易额逐步增加，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更是加大了对本地区的经济援助；能源产业是俄罗斯赖以崛起的支柱力量，丰富的油气资源也是中亚国家的重要财富，利用前苏联遗留的油气管道，俄罗斯的能源巨头深入到了中亚国家油气产业的各个领域，实现了对中亚国家油气工业长久的掌控；中亚国家的军事力量一直较为薄弱，长期以来依靠俄罗斯的保护，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框架内，俄罗斯将中亚地区的防务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中亚地区，美国势力的介入是对俄罗斯最大的威胁，美国在中亚取得反恐战争的初步胜利之后，开始转向对中亚国家的民主改造，从而导致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俄罗斯抓住时机，极力排挤美国的军事存在，并增强了本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对美军的巨大优势。与美国相比而言，俄罗斯对待中国的态度较为温和，中国对中亚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两国的分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化解，俄罗斯对中国的利益也表示出相应地理解。此外，欧盟、土耳其、伊朗也越来越多地涉足中亚地区事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未来俄罗斯要实现国家复苏、重新整合前苏联地区的梦想，中亚地区的地位无可替代，俄罗斯已经从经济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建立统一经济空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向建立欧亚联盟迈进。可以预见，俄罗斯将会面临很多困难，机遇与挑战并存。 | 2012 | 152 |
| 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 陈柯旭 | 华东师范大学 | 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 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三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 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三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 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 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 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三,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 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 2012 | 351 |
| 非洲和中亚地区不同特征油气储层录井资料有效解释技术研究 | 余明发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 本论文综合应用了石油地质学、地层学、地球化学、测井解释、试油验证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录井资料解释技术专项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在资料解释方法上取得了一些创新的方法和认识。本论文通过对中亚及非洲具有不同特征的油田常规录井资料的分析解释研究和应用检验,从常规录井资料提取出有价值的油气层评价信息。在海外探区建立了以下几个录井资料解释方法:1)气体全烃解释应用法:定义DNTC(DNTG)与DTGG、DTGA:DTGG和DTGA结合DNTG(DNTC)一起使用,成为一组新的评价参数组合,在体现气测显示幅度,定位产层位置方面,有良好的作用;DNTC(DNTG)能定性反映储层含油气性和孔隙性的匹配情况,对识别低空低渗储层有较好的作用。2)气体组份比值特征解释应用法:(1)改进三角形图版法,定义IT指数随井深连续计算和绘图,从纵向上反映储层所含油气性质的变化,在多井对比中,能反映油藏横向上的流体性质变化;与其它参数的交会图,对综合评价储层有良好的辅助作用。(2)改进皮克斯勒法,定义Ip系列指数随井深连续计算和绘图,可以分异油层和气层,对反映气藏及次生油气藏也有良好的作用。油层原点域的发现为寻找油层提供了一个特征标志。(3)定义综合气体指数法,随井深连续计算和绘图,能有效反映纵向上储层所含油气性质的变化,综合指数三元图为区分不同性质油气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3)常规荧光录井资料半定量解释法:定义综合地质指数GEOFI,基于常规荧光录井技术设计合理的量化计算模型,将常规荧光录井定性描述资料的进行量化处理,生成综合地质指数GEOFI,能有效反映储层含油性。.上述录井方法新参数与测井资料配合使用,有利于识别低阻油层及其它复杂油气藏,可以提高油气层发现率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2012 | 229 |
| 冷战后美国对中亚援助政策研究 | 马斌 | 复旦大学 | 对外援助兴起是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改革。它能从多个方面维护和促进美国的海外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步介入中亚事务并最终成为能够影响中亚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对外援助作为美国中亚政策的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其影响较为有限。本文围绕美国对中亚援助的动机、美国对中亚援助的规划、美国对中亚援助的实施、美国对中亚援助的结构,以及美国对中亚援助的影响等主题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亚的援助政策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着重从援助竞争角度分析了美国对中亚援助政策效力有限的问题。 论文首先从定义、种类、性质等方面入手阐述了对外援助的基本内涵,随后对援助动机、援助运作、援助效力这三个对外援助研究的重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通过概括、比较学者们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确定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范畴,一方面建立本文分析论述所遵循的基本路径。就援助动机来说,主要存在于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利己、利他动机构成了民族国家从事对外援助活动的基本动力；就援助运作来说,援助激励和援助惩罚是主权国家利用援助促进国家利益的主要机制；就援助效力来说,援助效力评价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援助政策效力的发挥要受体系、国家和次国家层次因素的影响。文章通过概括梳理对外援助的基本内涵及有关理论要点构筑起本文研究所依赖的概念共识。 冷战结束后美国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的动机主要存在于政治、经济层次,同时还存在于人道主义层次。美国对中亚援助的政治动机主要包括推动中亚的政治转型、应对来自中亚的安全挑战、开发中亚的战略价值等方面；美国对中亚援助的经济动机主要包括引导中亚建立自由市场体制、促进中亚社会经济发展、在中亚追求现实的商业利益等方面；美国对中亚援助的人道主义动机主要包括缓解中亚的社会困境、生态环境灾害等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领域的利益目标是促使美国援助中亚国家的主要原因,人道主义动机虽起作用但地位相对次要。它们共同组成了推动美国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的多元化动机体系。 美国在多元动机的驱使下制定和实施了对中亚国家的援助政策。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框架主要由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构成,同时还包括少量其他援助。在美国规划推行对中亚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政策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内外部“援助竞争”问题。内部的援助竞争主要表现在执行管理美国对中亚援助的行政机构之间,以及立法机构与美国对中亚援助执行管理机构之间；外部的援助竞争主要表现在援助国美国和中亚受援国之间、援助国美国与其他援助主体之间。存在于四个层次的援助竞争是塑造美国对中亚援助政策的基本背景。冷战后美国对中亚援助政策的制定实施都离不开这四种援助竞争的影响。美国对中亚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工具支持美国介入中亚事务,其援助的重点领域、政策的变化调整等都很难能摆脱多层次援助竞争格局对它们的束缚。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亚国家实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社会经济发展、地区安全稳定、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美国经济收益等领域。从援助国受援国双方互动的角度看,美国对中亚援助不仅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还影响中亚受援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不管对援助国美国还是对中亚受援国而言,援助影响均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由于美国与中亚受援国双方在援助互动中所处的权力地位不同,美国大多数时候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它比中亚受援国利用援助追求利益的能力要强。但是,在援助目标之间的冲突性、援助部门之间的竞争性、供需诉求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多元援助之间的替代性等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援助工具在美国推进中亚政策的过程中作用就较为有限。 | 2012 | 253 |
| 末次冰期以来中亚干旱区孢粉记录的环境变化 | 黄昌庆 | 兰州大学 | 肆虐亚洲的沙尘暴严重影响中国北方甚至日本等地区的天气,沙尘暴物质源区的中亚干早区环境问题受到密切关注,大气粉尘变化很可能是全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中亚干早区粉尘可能通过海洋生物对大气中的C02含量产生影响。因此更深入地理解西风带和亚洲季风影响下的中亚干早区气候变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新疆西北部和哈萨克斯坦的4个黄土剖面进行系统研究,以表土花粉分布规律为基础,以黄土沉积的14C年代和孢粉组合相结合,重建了中亚干旱区末次冰期以来的植被、气候、环境演化历史,主要结论如下： 50～42kyr BP,TR剖面和RM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草原景观,气候偏干旱；则克台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植被为禾本草原,气候干旱或者湿润程度都有限。 42～28kyr BP,则克台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植被为典型蒿草原,气候偏湿但是湿润程度有限；RM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草原景观,气候偏湿；TR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植被为蒿草草原,气候温和湿润,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5个亚阶段：42-40kyrBP,气候湿润；40-36kyr BP,气候湿润程度稍微下降；36-33kyr BP,气候湿润；33-30kyr BP,湿润程度稍微下降；30-28kyr BP,气候湿润程度轻微上升。总体上,中亚干旱区植被类型以蒿草草原为主,气候偏湿润。 28～15kyr BP(末次冰盛期),VA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草原景观,气候可能偏冷,干旱或者湿润程度有限；RM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草原景观,气候波动较大；则克台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指示禾本草原景观,气候冷干 15-5kyr BP(冰消期和早全新世),VA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藜沙漠草原景观,气候可能温和干旱；RM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草原景观,气候偏湿；则克台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指示温带蒿草原景观,气候比较适宜。 5kyr BP以后(晚全新世),VA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指示藜-蒿草原景观,气候湿润；RM剖面孢粉组合指示蒿属植物仍然占据一定优势的典型温带草原景观,气候湿润；则克台剖面孢粉组合指示指示温带藜科草原景观,气候比较湿润。总体上,中亚干旱区植被类型以蒿-藜草原为主,气候湿润。 孢粉组合在任伺一个带段,都没有出现草原类型植物花粉含量高并且孢粉浓度高,也没有出现荒漠类型植物花粉含量高并且孢粉浓度低,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气候特别干旱或者特别湿润。 中亚干旱区主要古土壤层形成于48～30kyr BP期间,而黄土层主要形成于冰期。末次冰盛期,中亚干旱区黄土层潜育化现象非常明显,说明其形成环境比黄土高原黄土形成环境更湿润。中亚干旱区气候主要受西风带影响,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中亚干旱区环境和气候演化基本和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变化基本一致,间冰期气候温和湿润,MIS2冰期气候冷干,但是干旱程度有限。 | 2011 | 133 |
| GPS地壳形变观测及其在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应用 | 肖根如 |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纵观全球中强地震的空间分布,除一系列的洋脊、裂谷、海沟、转换断层和大陆内部的古板块边缘等大型构造活动带被清晰地勾画和显示外,在亚洲大陆东部地区相对密集的地震还清楚地勾画了一个面状的三角形区域。自1898年以来,该区域记录到的6级及以上地震占到全球地震的4.4%。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发生如此多的强地震,前人将这一特殊区域称之为“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位于亚洲的中东部地区,地处经度E60°-120°,纬度N10°-60°的矩形范围内,总体形态大致呈正三角形,其西南边界为平行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区域,是大三角形的底边；东边界大致沿东经105°线,即从中国境内的南北地震带沿华南地块、鄂尔多斯地块西边缘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西北边界则从帕米尔高原开始,穿越天山、阿尔泰山至贝加尔湖地区。 自1900年以来,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内共发生过121次7级以上大地震。其中8级以上大地震有22次,这些大地震主要发生在青藏高原、天山造山带以及贝加尔断裂带上。最近十多年来发生的破坏性地震有：1997年11月8日玛尼Ms7.9地震、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Ms8.1级地震、2008年3月21日于田Ms7.3级地震、2008年5月12日汶川Ms8.0地震、2010年4月14日玉树Ms7.1地震等。 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是一个由密集的中强地震所自然呈现出的特殊区域,其内部跌宕起伏的高原、山脉、山间盆地和地堑,以及错综复杂的活动断裂直接反映了该区域强烈的地壳运动和构造形变。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主要包含青藏高原和西域二大构造区域。其中,青藏高原构造区域内部发育有一系列规模宏大、活动性强的弧形断裂带,主要的大型断裂带有：喜马拉雅主中央断裂带、西昆仑断裂带、喀喇昆仑—嘉黎断裂带、鲜水河断裂带、东昆仑断裂带、阿尔金断裂带和红河断裂带；西域构造区内部发育有天山断裂带、戈壁阿尔泰断裂带、蒙古-阿尔泰断裂带、Bolnay断裂带等。 本论文以高精度、高密度、大范围的GPS观测资料为主,并结合活动断裂资料和最近百余年的中强地震资料,对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现今地壳形变特征以及地壳形变与地震活动性的关系进行探讨。具体研究方法与成果包括： 1.在吸纳国内外关于高精度GPS数据处理方法和策略的基础上,完善了一套基于GIPSY和QOCA的高精度、高效率的自动化GPS数据处理系统。在USGS(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的自动化GPS处理软件包GP的基础上,吸收和采纳目前国际上GPS数据处理的最新模型与方法,利用TEQC、GIPSY、Ambizap以及QOCA等软件,完善出一套实用化的GPS前期数据处理与后期数据分析系统,实现了从GPS数据准备、GPS数据处理、联合平差及结果可视化展示等一系列步骤的自动化,实现了高效的GPS数据处理。 2.融合国内外多渠道GPS资料,获得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综合GPS速度场。主要通过二种方式获得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GPS速度场：①野外流动加密观测；②将不同机构、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参考框架下的GPS速度场资料,以不同数据的公共点为“桥梁”,通过球面欧拉旋转变换,融合、归化至相同的参考框架。通过一致性检核和粗差剔除等环节,最后得到1647个GPS站点的速率。首次给出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及其周缘的GPS速度场。 3.基于高精度、高密度的GPS速度场结果,并结合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活动构造概要,总结出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GPS速度场的主要特征和区域内部的差异运动特点： ①相对于稳定的欧亚板块,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北东向水平地壳运动速度的大小,从南部喜马拉雅地区的～40mmm/a向北依次梯度变小至北部贝加尔地区～3mm/a。反映出中亚大三角在印度板块北东向俯冲、推挤作用下的缩短、隆升。 ②在整个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青藏高原表现出了最强烈的水平向地壳差异运动。由于塔里木块体、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的“准刚性”阻挡,以及高原北部区域对南部区域的自然阻挡作用,青藏高原在发生北东向强烈挤压缩短的同时,产生了明显的东向挤出式“逃逸”。 ③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由于“阿萨姆犄角”的北东向强烈插入,再加之华南“准刚性”块体在东部的阻挡,使该区域的高塑性地壳物质围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产生强烈的顺时针流滑式挤出逃逸。 ④塔里木地块在整个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的现今地壳变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塔里木地块的调节和转化作用,使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中部的水平地壳运动,呈现出从NNE到NE方向的扇状发散特征。在塔里木盆地内部,速度大小比较均匀,反映出较小的内部形变。 ⑤天山地区是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仅次于青藏高原的强烈挤压变形区。在跨越天山前后,GPS速度场从15-20mm/a迅速变小到1-5mm/a。 ⑥在蒙古中西部及贝加尔湖地区,站点的运动速度普遍在2-5mm/a之间,且运动方向无明显规律性,反映出该区域相对比较微弱的地壳形变背景。 ⑦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由于缺少足够的GPS观测站点,我们尚无法直观判定其内部的地壳运动差异性,但根据其周缘的GPS速度场状况,可推测其可能存在塔里木刚性块体阻挡下强烈的逆时针旋转。 4.基于优选的空间内插算法,给出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连续分布的GPS应变率场。采用二维“高张力样条”(t=0.95)内插算法,对非均匀的GPS速度场进行了0.5°×0.5°的均匀预测加密,然后根据每个1°×1°网格边界及内部的9个内插速度矢量,计算出相应1°×1°网格内的均匀应变率。由此得出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各个区域定量、直观的地壳形变状况。 ①整个喜马拉雅弧形地块,在沿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会聚的方向上承受着强烈的挤压缩短,典型的压缩应变率为(30-60)nanostrain/a,局部量值高达(80-90) nanostrain/a。其中,喜马拉雅地块西部挤压应变比东部更强烈。同时,在大致垂直于板块会聚的方向上,喜马拉雅地块还承受着轻微的横向拉张。 ②拉萨地块沿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会聚的方向上,挤压缩短的典型应变率明显地减小为(20-30)nanostrain/a。但是,在该地块的中部,横向拉伸应变率变得非常明显,典型量值为(20-30)nanostrain/a,局部高达(40-60)nanostrain/a。这种明显拉张应变与该地区广泛发育的南北向正断层是相一致的。 ③羌塘地块的中西部典型的应变是近南北向的挤压和东西向的拉伸,量值在(15-25)nanostrain/a。而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应变场表现出明显的近南北向拉伸,典型量值为(20-30)nanostrain/a。 ④祁连地块东边的四川盆地及其以北区域,并无显著的应变,典型的量值在10nanostrain/a以下。整个祁连地块和柴达木地块的应变状况比较均匀,主要表现为NE-SW向挤压和NW-SE向拉伸,挤压应变的典型量值为(15-25)nanostrain/a,拉张应变的典型量值为(10-15)nanostrain/a。 ⑤青藏高原东南角的川滇地区,应变强烈且方向变化较复杂,不过,大致东西向的扩散拉张和南北向的挤出式压缩特征非常清晰。 ⑥天山地区主要为天山南北向挤压缩短变形为主,挤压缩短呈现非均匀分布特征。挤压的最大量值为30nanostrain/a; ⑦贝加尔地区整体上处于NW-SE向的拉张状态,拉张的最大量值为40nanostrain/a,在东部地区存在少量NNW向和NNE向的压缩状态,压缩的最大量值为10nanostrain/a,面膨胀应变的结果表明贝加尔地区整体上呈膨胀状态。 5.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地壳形变块体的划分和平均应变状况的研究。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内主要有青藏高原-喜玛拉雅挤压区、天山挤压造山带、贝加尔拉张区以及川滇剪切区。本文在前人关于活动地块划分的基础上,以地壳形变特征为依据,划分出5类地壳形变块体,包括准刚性块体、纯拉张变形块体、纯挤压变形块体、拉张为主变形块体、挤压为主变形块体等。在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所划分出的具体形变块体包括：东塔里木块体、西塔里木块体、阿拉善块体、萨彦块体、阿穆尔块体、准噶尔块体、天山块体、祁连块体、巴颜喀拉块体、羌塘块体、拉萨块体、滇南块体、川滇块体。其中鄂尔多斯块体、塔里木块体、阿拉善块体为刚性块体。 6.综合采用半无限弹性空间的断裂位错模型、准刚性块体欧拉旋转模型和弹性块体应变与旋转模型,对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现今地壳形变GPS速度场进行了拟合、解释。综合与简化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内主要活动断裂带,建立每一条断裂在半无限空间的三维几何模型,并赋予必要的运动方式先验信息。以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1233个GPS速度矢量为约束,通过在合理的范围内约束和调整各断层段运动速率的先验值,用半无限弹性空间的深断裂位错模型最佳拟合了GPS速度场,并反演获得了所有断裂段的运动速率。同时对于无法利用该模型解释的GPS速度场残差,进一步采用准刚性块体旋转模型以及弹性块体应变与旋转模型进行了拟合、解释。亦即,尝试采用非连续形变模型和连续形变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初步解释了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的地壳运动与形变特征。 7.分析、研究了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地震活动性与地壳形变关系,包括地震空间分布与地震矩累积率场、面膨胀率场和最大剪切应变场的高值对应关系,并首次对比了地震矩累积率与地震能量释放量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结果表明：在中亚大三角地震构造域内,虽然应变率场、面膨胀率以及剪切应变率场与研究区域内的地震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关系复杂。而采用地震能量释放量与地震矩累积率的的空间对比发现,尽管两者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明显,最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地震能量释放计算,仅采用了100年的地震资料,与板内地震的平均复发周期相比,这样短时间段内统计、计算的地震能量释放分布,完全不能代表一个地震周期内的能量释放分布。 | 2011 | 139 |
| 中俄在中亚的共同利益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 孙静 | 华中师范大学 | 由于地缘关系,中亚地区已成为深刻影响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区域,中俄在中亚地区合作成效事关中俄关系长期发展。作为中亚地区活动的两个重要参与者,中俄在中亚地区虽然各有不同利益诉求,但也存在诸多共同利益。然而,在利益判断方面,各方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以及对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及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如果把握不当,则有可能出现对国家利益误判,导致对外政策重大失误。本文试图通过对中俄在中亚地区利益分析,辨明中俄在中亚地区各自的主要利益、利益差异以及共同利益等问题,从而为中俄关系中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从结构来看,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导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共六部分。 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选题缘由及其研究意义。其次,对本文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简单介绍。第三,对本文基本框架及研究方法做了扼要说明。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分析认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利益主要包括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维护能源安全和维护军事安全的利益。中国在中亚地区反恐利益主要是联合中亚国家共同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维护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国在中亚地区能源利益主要体现为：创设中亚能源运输新通道,缓解中国能源安全隐患。中国在中亚地区军事安全利益主要体现为与中亚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军事关系,实现中国西北边疆的军事安全。以上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利益。除此之外,中国在中亚地区还有诸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方便人民之间往来,文化教育交流以加深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中国在中亚的利益与中亚各国利益是一致的。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本文认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利益主要包括打击与车臣恐怖主义有关势力、确保俄罗斯在中亚的能源战略利益及能源主导地位和军事安全利益。主要体现为：联合中亚国家共同打击地区恐怖主义,遏制恐怖主义扩散与威胁；掌控中亚能源外运通道以及巩固在中亚地区的能源主导地位；确保中亚作为俄罗斯安全屏障和维护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能够有效运转。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分析认为,中俄在中亚地区共同利益主要包括反恐共同利益、能源共同利益和军事安全共同利益。这主要体现为：遏制和铲除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维护中俄两国经济社会安全与稳定；兴建多条俄罗斯—中亚—中国最终输往日韩等国的能源管道,实现双方能源利益及能源战略利益；破解双方在中亚地区面临外来军事威胁等。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中俄在中亚共同利益的实现机制。通过对中俄在中亚共同利益相关问题分析以及对有关国际机制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实现中俄在中亚共同利益的理论基础是国际机制论和两国趋同的新国家安全观,其现实基础是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两方”边界问题的解决以及实现边界军事互信与裁军。当前,上海合作组织组织是中俄在中亚共同利益的主要实现机制。 最后一部分指出,中俄在中亚地区不仅有各自的利益,而且有诸多共同利益,上海合作组织是实现中俄在中亚共同利益的主要机制。 | 2011 | 136 |
| 12-13世纪中亚《古兰经注释》语言研究 | 赵明鸣 | 上海师范大学 | 12－13世纪的中亚《古兰经注释》（Al-Tafsir）是我国宋代地方政权——喀喇汗（Qarahan）王朝（公元840~1212年）后期的一部突厥语重要文献，系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后，为便于当时中亚突厥诸部族学习伊斯兰教教义而用突厥语注释《古兰经》（Quran）的文献语言，对研究中世纪突厥语言史，特别是研究作为喀喇汗王朝主体部族的维吾尔族的语言史弥足珍贵。 本研究以前苏联突厥学家А.К.鲍罗夫科夫整理刊布的俄文版《12－13世纪中亚〈古兰经注释〉词汇》（A.K.Borovkov,Лексика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готефсираⅫ－ⅩⅢвв.Изд.Восточн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М., 1963）为依据，对注释性的词汇例句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以共时描写为主兼比较研究的语言学专著。 本研究的基本内容为：概论。包括《古兰经注释》文献语言的特点、与喀喇汗王朝时期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Yüsuf Has adip, qutad ubilik）、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Mahmud al-kasgari, divanlu at at-türk）和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Ahmet Yüknek, hibatal-haqa’iq/atebetu’l haqa’iq）诸文献语言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研究简述等。第一章，语音，包括元音音位、辅音音位、元音和谐、音节结构的描写，语音系统的比较研究等。第二章，词法。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动词、连词、后置词、助词、叹词、摹拟词及其语法范畴的描写。第三章，句法。包括短语、句子及其结构类型。第四章，词汇。包括词汇的构成和构词法。附录一：《古兰经注释》语言语法形式索引；附录二：《古兰经注释》语言词汇索引，包括标注外来词词源；附录三：《古兰经注释》语言专用名词；附录四：《古兰经》突厥语译文与汉译文对照（依据马坚《古兰经》汉译本）；附录五：《古兰经注释》原始文本；附录六：А.К.鲍罗夫科夫《〈古兰经〉词汇注释》导言。 经初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于喀喇汗王朝11世纪时期的《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12－13世纪中亚《古兰经注释》的语言形态特点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例如，7－11世纪的古代突厥文献语言中：①名词宾格形态标记有-IG（-(I|¨)/-u/-ig/-(u|¨)g）和-NI（-n(I|¨)/-ni）两套，但前者居优势，而在该文献中则-NI形式开始居优势；②名词方向格形态标记为-GARU（-aru/-qaru/-g(a|¨)r(u|¨)/-k(a|¨)r(u|¨)）、与格形态标记为-GA（-a/-qa/-g(a|¨)/-k(a|¨)），而在该文献中方向格则基本消失，其语义功能为与格-GA所承担。③动词条件式的形态标记为-sar/-s(a|¨)r，而在该文献中辅音(-sa/-s(a|¨))r开始发生脱落。这些特点为始于14世纪的察合台文献语言所继承，而现代突厥诸语言的宾格形态标记为-NI一套，-IG则已完全消失；方向格-GARU也已消失；动词条件式的形态标记演变为-sa/-s(a|¨)。7－11世纪的古代突厥文献语言因连词欠发达，表现在句法方面则是复句类型相对较少，但在该文献中，由于阿拉伯－波斯语连词的借入，复句类型开始丰富起来。词汇方面，由于受到阿拉伯和波斯书面文学语的影响，该文献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专门的宗教术语除外）。直到今天，这些借词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于现代突厥诸语言并得到广泛使用。需要说明，因本文研究范围所限，上述内容未在文内展开系统讨论。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结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共时描写为主、比较研究为辅。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建立原始文本语料库；通过编程处理，对文献语言的语法属性进行标注，生成相应的中间库和带有汉语直译的隔行对照文本。在此基础上，对全部语言信息进行穷尽式的共时描写和比较分析。较之活的口语，文献语言具有封闭和静态特点，因此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彻底避免描写分析中语言信息的丢失现象。 | 2011 | 546 |
| 中亚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 | 司俊琴 | 兰州大学 | 东干人是一百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境内。东干文学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发展历程。东干人迁居中亚后,汉字失传,只有从中国带去的口传文学。东干人先后借助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拼写东干文,最后又用斯拉夫字母创制了东干文,于是东干人便成为“世界上唯一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话成功的人。”东干文字产生后,东干书面文学随之得到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国外的东干文学研究以俄罗斯汉学家和东干族学者为主体,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吉尔吉斯成立了东干学部之后,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东干文学研究,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的东干文学研究起步较晚,随着人们对东干族的关注,在本世纪初,才出现了东干文学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世界华语文学的视野中,对东干文学给予了宏观定位,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从东干文学与客居国主流文化——俄罗斯文化的关联中揭示其独特性的研究,目前还很薄弱,大多属理论层面的界定,基于文本细读之上的深入研究至今仍然是个空白,这也正是本论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研究领域。 影响世界华语文学的主要因子是母体文化与客居国主流文化,东干文学在同母语完全隔绝的环境下,从文字的创制到书面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没有脱离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研究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不仅能够进一步开拓世界华语文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中俄文化深层次的交流。 本论文立足于俄罗斯文化的大语境,着重从语言、文学思潮、文学主题与题材、作家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全方位地考察俄罗斯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从而反观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质的东干文学是如何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以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分析俄罗斯语言对东干文学语言的影响,进而从语言的接触窥察文化的交流：俄语在词汇、语法及思维方式上对东干文学语言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反映出俄罗斯文化的介入与渗透；同时,东干文学语言对输入的俄语进行了改造和本土化的过程,体现出东干作家对维护东干语纯洁性的努力及对母语的忠诚态度。 第二,由俄罗斯-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入手,纵向梳理东干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流变轨迹及其与特定时期主流文化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关联：俄罗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解冻”后的现实主义及利用现代主义手法不断发展、完善的现实主义等依次更迭的文学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东干作家及其创作心态,并在不同年代的东干文学作品中留下了生动的印记；透过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东干文学的发展,呈现出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织融合、互补共进的风姿。 第三,从具体的文学主题与题材层面横向切入,比较、考察俄罗斯-苏联文学主题、题材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和重塑：俄罗斯-苏联文学中的自然主题、讽刺主题和战争题材等文学主题与题材,都反馈在东干文学作品中,使东干文学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主题、题材和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同时,在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即便对相同主题与题材的书写,也凸显出独特的民族精神个性。 第四,以作家个案为观照对象,探讨俄罗斯文化对东干作家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的濡染及两族作家在人性追求方面的一致性：东干书面文学奠基者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无论是在语言、意象、题材、形式等层面,还是在文学观念与文学传统、文化精神等方面,都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其诗歌对俄罗斯民俗事象的描写及俄罗斯人物、事件的反复呈现,体现出诗人深厚的俄罗斯情结。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在俄罗斯文化的大视野中,对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进行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填补了东干文学研究的空白；其次,论文所依据的资料以东干原文与俄文资料为主,是全新的第一手资料,论文作者既精通俄文、又懂东干文、还熟悉西北方言,在阅读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确保了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和论证的客观性；此外,研究过程中运用文学的文化批评方法、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社会语言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突出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 | 2011 | 103 |
| 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 | 赵晓佳 | 中央民族大学 | 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 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崭新时期。全文由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组成,约25万字。 导论第一节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节界定本文中“中亚”和“西域”的地理范围。第三节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 上篇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 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北方与中亚北部原始文化之间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已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第二章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建立起中国与中亚诸古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仍与中亚地区保持了政治上的联系。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一批高僧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 第三章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对西域加强控制和管理,尤其是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中原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诸国与唐朝间密集的人员往来、大量的通贡事实、贡赐物品的丰富反映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宋朝中原与中亚的交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辽契丹人统治中亚,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深刻。2、中亚萨曼王朝和我国喀喇汗王朝所属的中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蒙元时期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创立了欧亚统一的政治空间和民族融合新环境。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1、我国内地与中亚察合台等汗国的往来与交流。2、伴随着蒙古人的几次大规模征服活动,大量中亚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地区,对元代社会和中国民族结构产生了影响。 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与明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并与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章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与俄属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苏联解体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亚地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与中亚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在此期间仍先后与俄国和前苏联保持了联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新疆与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关系由于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下篇中国与独立后中亚五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保持着高层领导人、议会、政党、政府部门等各层面的频繁交往,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互信不断加深。在政治领域积极的交流合作成为各领域有效合作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作为近邻,中亚地区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 第三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合作中居中心地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经济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决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中国与中亚地区持久、稳定的睦邻关系来说,文化交流承载着比其他领域合作更重大的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近年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需要有长远规划的工作。 第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了多边交流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了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机制和法律基础建设,并在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初步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结语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总体特点,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发展的一些特点作了简要总结,主要观点包括：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封建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宗藩关系为基础、贡赐往来是主要的交流形式。5、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天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中,仍应防止“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应该使中亚国家得到充分的尊重的重视。6、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自古至今一直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地位。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的延续。7、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存在的中国“走出去”的多,中亚“走进来”的少的状况,中国应防止文化交流的单向发展,以免给“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以口实。 | 2011 | 299 |
|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 毕燕茹 | 新疆大学 |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通过贸易、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不仅拓展了一国产业活动的地域空间,而且改变了产业结构演进的特点。一国产业结构演进日益受到国际分工和他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深刻影响,国家间产业结构演进形成客观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演进趋势。在经济区域化主流发展态势下,产业结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国际区域化特征。随着国家间产业结构互动程度的深入,国与国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最终形成区域内产业结构的整体演进,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进。 中国是开放的大国,中国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在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背景下,应突破以往以民族国家为立场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立足中国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的视角,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地缘经济战略联系在一起,扩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范围。在实践中表现为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向的东盟、亚太经济组织等,西向的上海合作组织。 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大框架下进行的,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国家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如地理相邻,经济结构强烈的互补,双方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等,但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尚未展开。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产品结构失衡问题,即中国长期向中亚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从中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这种贸易失衡已经引起中亚国家心理失衡；二是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与中亚国家相比,中国新疆的综合竞争力并不占优势,尤其是产业竞争力。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证明,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将带动产业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区域内产业重新整合,各国(地区)都必将以不同方式和比较优势参与这一进程,谁掌握了产业整合的先机,谁就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显然中国应该力争掌握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产业整合的主导权。本文正是基于产业结构演进国际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进行研究,通过加强双边的产业联系,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产业合作定义、合作机制、内容进行了界定。产业合作是三次产业的全面合作,产业合作需借助贸易、投资、金融等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实现。本文主体内容部分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通过对中亚国家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的定量、定性分析,得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具有梯度差异和强烈互补性,具备开展产业合作的动力和物质基础；第二,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的研究分析,得出各种机制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贸易合作是我国与中亚国家目前最主要的产业合作形式；第三从三次产业层次,梳理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已有产业合作的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中国与中亚国家三次产业合作都已经起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合作的深度、合作领域亟待拓展。 最后本文在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实践和互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目前深化产业合作思路：宏观上要畅通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即贸易自由化、投资扩大化；中观上梳理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以拓宽双边产业合作的领域；微观上提出企业参与产业合作的思路。在分析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特点基础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推进路径：以哈萨克斯坦为产业合作突破口,将中国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落脚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构筑中国东部——中国西部——中亚国家的产业转移雁行模式。最终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使中国的专业化生产在中亚国家区域内若干层次上展开,形成良性互动中的产业结构整体性演进,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利共赢。 | 2010 | 199 |
| 论美国中亚战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 杨鸿玺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美国中亚战略既存在比较明显的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从宏观和总体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历程,呈现一种相对明显的“螺旋式”演进。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总是相互支持,总体以前者为主,但后者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因总统价值观、美国安全战略进展等因素而有所突出。当然,最终是往往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占据上风。美国中亚战略目标中始终把安全利益、地缘利益、能源利益等现实和“有形的国家利益”放在主要位置,予以优先考虑和满足,有关软实力和价值观等“无形的国家利益”推进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 美国基本的战略目标具有相似性与相对连续性,以确定性为主,不确定性为辅,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也有相似性与协调性。但美国决策机制、总统个人倾向、中亚的大国博弈、国际形势变迁与美国实力变化等一系列内外制约因素,也给美国中亚战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导致不同阶段内美国中亚战略表现出较多差异性、非连贯性乃至矛盾性。美国中亚战略带来多重后果,继而成为带来新不确定性的原因,制约美国中亚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不时使美国政府面临艰难抉择,促使政府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改进。 不同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其中亚战略体现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同侧重及其带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实用主义外交本质带来的折中性。相对而言,美国中亚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与确定性相契合,而其中的价值观外交、多边主义外交等理想主义色彩,则可能面临或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使美国被迫或不断面临安全与民主孰轻孰重的艰难取舍,最终往往倾向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天平。不能轻易判定不同政府的中亚战略是现实主义抑或理想主义,是确定性抑或不确定性,很多时候这种界定是相对的、动态的。 | 2010 | 181 |
| 跨国民族文化适应与传承研究 | 王超 | 陕西师范大学 | 跨国民族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民族现象，关于跨国民族的研究也是政府、学者及各界人十共同关注的领域，以往学者多关注于传统跨边界而居的跨国民族研究，近年来关于）’义上的跨国民族研究己成为跨国民族研究的新领域。而跨国民族研究也从传统的民族土义兰民族自决等问题的研究开始向文化适应与国家认同研究转变。分居于不同国家的同源跨国民族因所在国主流文化、经济文化政策、政治制度等差异对同源跨国民族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使其能融入到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之中，树立国家意识；同时又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给民族传统文化以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发挥跨国民族在国家关系发展中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加强广义上跨国民族文化适应研究，一方面可以作为传统跨国民族问题的参考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入与扩展跨国民族研究的内容与理论，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以跨国民族的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通过文化的结构分析，来说明文化适应的层次性特征；根据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来探讨文化适应的过程与结果；通过这些要素的综合探讨说明，文化适应的结果受多重因素制约从而产生不同的适应效果。同时通过分析中亚东干人跨国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其土流文化适应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来说明跨国民族如何对待土流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而在国家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跨国民族的文化联系，为民族文化发展及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对跨国民族研究及中亚东干人的研究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了广义上跨国民族研究的时代性与必要性：同时也对中亚东干人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角度，使中亚尔干人从历史文化研究成为民族学理论研究分析的对象。两者的结合不但促进了中亚东干人研究的深入，也为跨国民族文化适应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第二部分，从跨国民族的概念入手，厘清跨国民族的概念称谓及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亚东干人作为跨国民族的形成过程及跨国类型，回顾了东干人与中国回族的跨国而居的历史经过，及在20世纪90年代后再次跨国的时代背景，从而确定东干人作为迁徙型跨国民族的类型与特点。 第二部分，本章从文化的结构要素分析，指出了东千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及与中国回族的文化渊源关系，确定其作为同源跨国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性。同时，分析了中亚地区的文化背景，指出当代中亚东干人的多元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其在中亚文化适应与传承的结果。 第四部分，在文化适应的多维互动模型中，主流文化的态度是非主流文化族体文化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本章通过对中国回族迁入中亚时起，历代政权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沙俄帝国时期的“俄罗斯化”政策、苏联时期的“无神论教育”、及中亚独立国家时期的“多元文化政策”对东干人文化适应结果的影响，从而说明不同的主流文化态度对非主流文化族体文化适应的“整合”、“同化”等结果产生的作用。 第五部分，民族白身的主动适应过程是民族文化变迁并融入主流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背景不同的主流文化环境下跨国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其主动文化适应的过程，但这种适应是在文化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影响下逐级的适应变迁，并呈现阶段性特征。从中亚东干人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教育、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适应来看，这些文化结构的外围适应，增强了中亚东干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同时保持其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与主流文化间呈现出“整合”发展的良好状态。 第六部分，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也在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保证其民族文化的传承的延续。东干人的民族文化通过聚居格局、语言、风俗习惯、宗教、民族文学、组织机构等传承机制的强化，使民族文化在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构建中得以保持与发展，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第七部分，作为跨国民族来说，其主流文化适应与民族文化传承一方面受国家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同源跨国民族各分支间关系的影响。因为跨国民族的主流文化适应因所在国主流文化的不同而旱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因为跨国民族各分支间的联系与交流保持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因而跨国民族的民族文化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合力与张力的矛盾，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本课题的重点所在。 第八部分结论，跨国民族在国家关系中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强所在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所在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分裂与民族主义的倾向，从而破坏国家的稳定与团结，造成分裂与斗争。从中亚东干人的文化适应与传承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跨国民族在现有国家疆域的基础上，树立国家意识，发展跨国民族的文化联系，为所在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是跨国民族主流文化适应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奋斗目标与发展方向。 | 2010 | 188 |
| 中亚五国贫困问题研究 | 杨进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本文立足于国内外学者对中亚五国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以及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中亚五国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各国贫困问题的产生、发展、特征、影响等关键因素并对各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景进行论述。本文由序论、正文五章及结论组成。 序论部分,对本文几个重要概念如“贫困”、“贫困线”等作出界定;阐述本选题的研究意义、思路和方法,概述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并对本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加以说明。 第一章,中亚五国贫困问题的历史沿革。中亚各国在苏联时期尽管取得了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但是长期落后于苏联平均水平;苏联“劳动分工”下形成的以原材料供应国为特征的单一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各国经济健康发展;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陷入混乱,中亚各国贫困问题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已经开始突出。 第二章,中亚五国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中亚五国独立后贫困问题的特征表现为贫困化速度快,贫困人口比例高,呈现出先升后降态势;各国贫困人群十分固定,具有明晰化特征;无论是人群间、城乡间还是地区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相对贫困问题日渐突出;不同国家贫困问题具有某些差异。 第三章,影响贫困问题的各种因素。中亚各国独立后之所以迅速贫困化首先在于政治转型目标、路径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矛盾,政治转型下广大民众被边沿化,处于经济上的无权地位;在经济转型中政府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等伤及民生,失业、恶性通货膨胀等造成了大批“新贫阶层”;中亚各国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不利于加速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腐败文化等也是造成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各国自然禀赋不同,造成的贫困类型也有所不同,资源丰富且开发合理的国家有更大潜力较快摆脱贫困。 第四章,贫困问题对中亚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贫困首先在政治上是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重要因素,是“三股势力”形成的土壤,也是激化诸如犯罪、腐败、家庭破裂等系列破坏稳定的社会问题;贫困对于各国制定经济政策起到了制约作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作用十分明显;贫困所导致的投资消费不足直接遏制了经济发展,是形成贫困循环的重要原因;贫困还是中亚各国制定外交战略的重要制约因素,包括争取外援在内的经济外交是各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为此有可能牺牲政治或安全利益。 第五章,中亚各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及前景。解决贫困问题的机制十分重要,它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中亚国家的减贫机制主要体现为制定和完善法律;建立各种专门减贫机构或者社会保障结构领导减贫工作;制定长期或短期的减贫战略或者国家计划,把减贫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综合解决;在社会领域放弃了国家统管一切的社会保障模式,国家承担部分社会保障责任,市场化机制逐渐在社会保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亚各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状对于实现减贫战略带来巨大挑战,各国由于国情差别较大,减贫的任务和难度也有所不同。 本文结论共六点,可概述为:中亚五国贫困问题的产生既是苏联遗留问题,更是中亚各国剧烈政治、经济与社会转轨的结果,改革必须协调发展;市场化改革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并有利于改善民生,克服贫困;贫困问题对于中亚各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综合性的,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同时政府必须制定并执行合理的社会政策,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中亚国家的减贫之路任重道远。 | 2010 | 190 |
| 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世界华裔文学新大陆：中亚东干文学 | 杨建军 | 兰州大学 | 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生活着10余万东干人。东干人是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确切地说东干人是华裔的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东干族在百年来的成长历程中，不仅创制了自己用斯拉夫字母书写，发音却近似中国西北方言的独特文字，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学。年青的东干文学中，已经涌现出了“吉尔吉斯人民诗人”亚瑟儿·十娃子等一批优秀的作家。 世界各国的东干研究主要分为四大块：东干历史研究、东干文化研究、东干语言研究、东干文学研究。笔者的论文着力于东干文学研究，属国内第一篇以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宏观上论文为目前专注于欧美板块、东南亚板块的世界华裔文学研究新添了一个中亚板块，改变了世界华裔文学的研究格局，拓展了世界华裔文学的疆域。微观上论文将中亚东干文学置入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的比较视野下，将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纳入了世界文学互动的格局中，改变了以往研究多孤立、静止地关注某一区域内华裔文学的研究思路。 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渊源，从纵向的文化源流上廓清东干文学的概貌，并探讨中亚华裔东干文学在世界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意义。下编：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的多元比较维度，从横向的世界文学互动角度，比较了中亚华裔文学与不同国度的少数族裔的移民文学，并探讨了未来拓展东干文学研究的可行性。 就上编内容具体而言，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从华裔民间文化给养和恋华之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中国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由东干文学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反观东干作家笔下独特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农耕文明、口传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中亚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是东干文学重要的文化源泉，东干文学的语言、美学风格等方面都能体现伊斯兰文化色彩，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东干文学还能启发我们思考世界华裔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阿拉伯旅美侨民文学与世界华裔文学的关系；俄罗斯文化是中亚地区的强势文化，中亚东干文学的文学语言、文学题材、文学风格等都与俄罗斯文化存在联系，东干作家采用俄语创作的问题，对思考世界华裔文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具有借鉴价值；华裔东干文学受中国秦陇地域文化和中亚游牧地域文化的影响，属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特例，我们能从文学语言、民俗意蕴、作家影响等层面感受到地域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中亚东干文学对世界华裔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就下编内容具体而言，中亚东干族的文学和中国回族的文学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它们是中国古代回族文学在20世纪以来发展的两个不同向度，解读两族文学中共有的“月亮”、“牛”、“阿訇”意象，能发现两族文学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以互为参照系的方式观照两族文学，我们还会对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全新的理解；中国俄裔侨民作家群和中亚华裔东干作家群虽然地理上相隔遥远，但他们的文学存在可比性，中国俄裔侨民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都受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影响，这两个侨民作家群的文学不仅能显示中、俄文化碰撞对20世纪侨民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也能显示20世纪的中、俄文学交流存在多种艺术形式；美国非裔黑人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但存在可比性。他们的文学都属于少数族裔的移民文学，均注重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口传故事和民间音乐，他们的文学都反映了种族歧视问题，小说多属成长小说，他们的文学还都体现了宗教信仰对文学的影响。通过比较，黑人文学在化用传统资源和关注终极问题等方面的成就，可为华裔东干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受中亚东干文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世界华裔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研究，在学界目前尚属一片空白。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分布于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大部地区，及欧美的个别地区。此条文化带拥有丰富的文学矿藏和上乘的文学矿质，发掘此文化带，不仅可以拓展世界华裔文学研究的空间范围和历史纵深，还可以通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华裔文学的比较思考世界华裔文学的发展。 作为国内第一篇以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下把中亚东干文学置入世界文学交流的平台审视，也是笔者就如何开展此领域研究的一次大胆尝试，中亚华裔东干文学正期待着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去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 2009 | 107 |
| 中国的中亚能源策略 | 张新花 | 新疆大学 | 当今,在世界经济信息化、一体化、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中,能源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一,是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及和平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稀缺性、垄断性、分布和消费的不均衡性,使其成为自20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敏感性问题,成为各国强烈关注的焦点。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作为新兴的能源基地,很快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为了控制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力量不断介入,就是企图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中亚,在经济上能影响中亚,在文化上能渗透中亚,在军事上能左右中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博弈中亚的局面。 中亚国家是中国的邻邦,无论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角度考虑,还是从地缘角度考虑,都可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之一,是中国今后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点。尤其是,中亚位于连接世界两大能源供应地——中东、俄罗斯的中间地带,开辟了中亚能源市场,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但靠近了世界两大能源基地——中东和俄罗斯,而且有可能改变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因此,研究中亚国家的能源发展状况和“大国”的中亚能源博弈对中国制定中亚的能源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缓解我国能源短缺局面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把中国当作中亚能源开发的“局中人”,运用博弈论、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研究方法、演绎与归纳法等方法,阐述了中亚国家的“资源立国”战略及其能源生产潜力,分析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对中亚能源的博弈,阐述了这种状态对中国能源战略的深刻影响,同时客观地看待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存在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提出了中国的中亚能源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根据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中国在与中亚国家合作时,既要与中亚能源生产国展开博弈,也要与能源消费“大国”开展博弈。博弈可以有两种应对策略,即对抗和合作。对抗策略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并付出很高的成本,目前不宜采纳。合作策略相对于对抗策略更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也符合中亚各国的利益。 2)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得出,中亚五国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指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无论是激进式改革的吉尔吉斯斯、哈萨克斯坦,还是渐进式改革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10多年经济体制转轨基本上摆脱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框架,并且通过“资源立国”战略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和中国的提供了开拓中亚能源市场的机会。 3)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于中国与中亚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提出了构建中亚-中国西北能源通道的设想、基本思路和运作模式。基本设想:按照通道建设与基地建设并举、通道和基地建设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能源通道与经贸通道衔接、境内能源与境外能源互补、中外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通道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原则,构建“一轴、两翼、多功能、网络化”的通道体系。基本思路:“重点加强中路,适时拓展南北路,形成管网”,形成连通中国西北地区,西通中亚国家,北连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的油气资源地,东达中国东中部和南部的主要油气消费区的油气运输通道和干线、支线、专线相结合油气管网运输系统。基本模式:采用“基地建设”+“通道建设”的基本模式。 4)根据博弈论的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中亚能源生产国的策略和针对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的策略。提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实施政府推动与高效运行相结合的方略,构建俄罗斯-中亚-中国能源供求体系,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建立俄罗斯-中亚-中国区域内能源供求预警机制,要采取多元合作、重点突破、“进”“出”结合的策略借助中亚能源、建设以新疆为中心的石油、天然气期货交易市场。 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西北地区的能源优势、地缘优势、经济优势和人文优势,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指导下,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开拓中亚,落实中国能源多元化的策略,缓解中国能源短缺的局面。 | 2009 | 170 |
| 中亚地区沙尘气溶胶的理化特性、来源、长途传输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可能影响 | 李娟 | 复旦大学 | 大气气溶胶通过影响大气辐射、大气化学及云和降水过程，改变地水气系统内部的辐射能量收支和水循环，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产生巨大影响。气溶胶长距离输送被认为是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大气气溶胶即是研究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以及人类圈之间的生物地球化学平衡，对人类自身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已成为研究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 大气气溶胶可远距离洲际输送，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因而大气气溶胶同时对区域气候异常及全球气候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亚洲中部的沙漠和黄土高原是太平洋上空气溶胶的主要来源。深入研究亚洲沙尘源区沙尘气溶胶的时空分布，理化特性及其来源有利于全面认识亚洲沙尘气溶胶特性，探究其与污染气溶胶相互混合和作用的机理，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亟需，也是正视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亟需。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1．揭示了中亚沙尘源区各典型地区沙尘气溶胶的理化特性，来源，形成机制及其对下游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地区乃至全球变化的可能影响。中亚沙尘的两大主要源区之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尘气溶胶具有高浓度，高硫，高钙的鲜明特性。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气溶胶及其主要来源，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表层沙土中90％以上的总硫含量是以可溶性的硫酸盐形式存在。同时，气溶胶中的硫酸盐与Na~+，Cl~-，K~+都具有非常好的正相关。显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沙尘气溶胶具有明显的古海洋源的特性。大气气溶胶的研究正好补充论证了地质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即塔克拉玛干沙漠是5．3M万年的古海洋隆起后干涸并经历长期风化而成。 2．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Ca／Al比值高达1．5以上，这与蒙古戈壁沙尘中Ca／Al比值仅有0．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使得Ca／Al比值成为区分我国两大沙尘源区和判断下游地区外来沙尘来源的最可靠的判据。 3．塔克拉玛干沙漠每年输出约1．69*10~7吨沙尘(TSP)，其中PM_(10)约5．40*10~6吨，2．1*10~5吨硫酸盐(PM_(2．5)中)，同时又有6．2*10~4吨黑碳气溶胶。由于本研究揭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产生的沙尘中的硫大多在一次气溶胶中就已经以硫酸盐的形式存在，中亚沙尘中所含的硫酸盐的总量会大大超过以前许多研究的估计。基于硫酸盐可能导致的降温效应和黑碳可能导致的增温效应，显然，中业沙尘的长途传输不仅会对我国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气质量产生影响，同时会对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4．中亚沙尘源区的重要城市乌鲁木齐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除夏季外其出现严重灰霾的天数高达60-80％，且具有浓度高，形成迅速，发生频繁三大特点。乌鲁木齐已是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之一。通过比较气溶胶、降尘和表层土壤中有关元素丰度和Ca／Al比值，证实乌鲁木齐气溶胶中高浓度硫酸盐来自于：1．城区工业排放的大量SO_2转化形成的硫酸盐2．来自准格尔盆地南缘农业带含高浓度硫酸盐的土壤沙尘；3．周边盐湖地区含有高浓度硫酸盐的表层土壤。人为污染源与外来沙尘的相互混合和作用是导致乌鲁木齐严重空气污染的的主要成因。乌鲁木齐气溶胶中水可溶性离子的总量及具有强吸水性的铵盐分别占细颗粒物总质量的百分比高达57．8％和51．0％。这一至今为止在任何地区前所未见的高浓度水可溶性离子，尤其是所包含的高浓度铵盐(主要是硫酸铵)是形成乌鲁木齐严重灰霾的主要机制。 5．在我国西部渺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溶胶和尘土中均含有某种程度的污染元素As，Pb，Cd．。污染元素As，在天山气溶胶中的富集系数竟然高达5800，其它污染元素如Pb，Cd的富集系数也高于20。天山及其周边表层土壤中As，Zn，Cd浓度高出地壳平均浓度约1．4-15．7倍。这些发现强烈地显示，我国主要能源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经由大气颗粒物的长途传输，已经污染了我国几乎所有地区的大气和土壤。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的大气污染不仅都来自于本地污染源，同时也都来自于外地沙尘及污染源的长途传输。气溶胶的长途传输，即元素或有关化合物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成为我国大气气溶胶的来源和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 | 2009 | 218 |
| 美国对中亚军事战略研究 | 苏晓宇 | 外交学院 | 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对中亚的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但是美国在对中亚的战略设计上却保持了一定的思维惯性,即控制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战略思想;使中亚成为遏制俄罗斯、中国、伊朗等中亚周边大国的战略支点;以及运用军事、经济、政治三种手段推进对中亚国家的控制。而作为美国霸权扩张利器的军事手段在美国对中亚的渗透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中亚军事战略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1、1992~1995年美国对中亚采取了“核不扩散战略”,以推进中亚的无核化;2、1996~2005年美国对中亚实施了“军事支点战略”;3、2006年至今(2008年)美国对俄罗斯拒止其进入中亚战区采取了“反拒入战略”。 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扩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俄罗斯在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面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的步步进逼,将在中亚采取“反美军事渗透”政策,以掌控中亚地区的军事主导权,捍卫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利益。 中亚国家则从“战略平衡”的理念出发,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总体采取了防范与合作的两面态度,以求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在90年代,中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进展顺利。911事件后,中亚国家基于多方面考虑加快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步伐。而“颜色革命”后,中亚国家又普遍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加强了防范。 对中国来讲,为防范美国中亚军事战略的发展,确保中亚这一中国战略大后方的邻接地区的军事安全,在近期的未来需要下好三盘棋:一是在多边层面,我们应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在中亚的军事政治影响力,根据欧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在提升上合组织政治、经济合作功能的同时,适时深化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二是在双边层面,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合作,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人员交流和培训,与中亚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逐步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影响力;三是在单边层面,我们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我在西部地区设防的军事力量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 2008 | 217 |
|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 | 蒋新卫 | 华东师范大学 | 冷战结束以后，中亚国家成为国际格局中新的地缘战略空间。中亚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使该地区成为大国角逐的新的地缘战略目标。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子进驻中亚，加剧了该地区政治风险和激烈的能源资源争夺。中亚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对新疆安全与发展有直接影响。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也是我国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扩散的最前沿阵地。因此，分析和认识中亚地缘战略变迁中的态势和问题，对实现新疆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冷战以后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入手，对新疆的安全与发展进行一些理论探索和对策思考，同时对建构新时期中国中亚地缘战略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第一章内容分析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进行分析。这部分内容立足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动态发展，对中亚地区的地缘位置及其地缘战略意义进行分析。本章以“9·11”事件为分界线，将冷战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围绕着国际权力、利益、安全的主题和内容，分析了中亚地区在以美国、俄罗斯为中心的大国战略角逐中地缘战略地位的变化。阐明了中亚地区已经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缘政治板块，而且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和俄罗斯争夺为主导性矛盾的地缘政治格局。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9·11”事件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态势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本章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美国、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以及它们在中亚地区战略的主要目标与手段：还分析了以土耳其和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展示了中亚地区各大战略力量的博弈态势。第二部分，通过分析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阐明了中亚地区国家在对外战略上保持与大国关系均衡的战略原则和推进中亚地区成员国一体化的战略取向。第三部分，探讨了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博弈及经济区域化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探讨冷战后中亚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变迁与中国新疆发展的互动关系。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比较翔实的数据，阐述冷战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亚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第二部分，以新疆对外开放战略定位为重心，围绕着提高新疆在中亚地区的贸易地位以及商贸走廊建设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了新疆建设“中亚经济高地”的战略规划和开放战略，并对加强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考。第三部分，在考察中亚地区石油地缘政治形势基础上，对新疆建设我国能源安全通道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第四章是冷战后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与中国新疆安全。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中亚国家在民族、宗教领域存在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问题。第二部分，通过对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和跨国民族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述中亚国家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给新疆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带来的危害。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我国与中，亚的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理论原则以及新疆实现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途径。第四部分，分析了宗教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并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依据，对新疆地区宗教政策进行思考。 第五章是中亚地区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与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冷战后中亚地区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问题进行考察。第二部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对中亚地区“颜色革命”进行分析，揭示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原因，并总结其中的教训。第三部分，以现代政治治理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政治理念系统(或意识形态系统)、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以执政党为核心)在国家政治稳定中的作用与功能分析，联系新疆政治民主建设的基本情况，对新疆实现政治稳定进行探讨和分析。 第六章是新世纪建构中国中亚地缘战略的理论思考。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时期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外交思想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地区发展与合作、中亚国家外交诉求三个层面来探讨和思考中国中亚地缘战略的框架。 | 2007 | 272 |
| 后冷战时期俄美中三国中亚政策比较研究 | 于海波 | 中共中央党校 | 中亚国家独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中亚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中亚地区战略位置非常独特,油气资料十分丰富,“三股势力”活动猖獗,而且处于大国角逐的“前沿地带”,多种因素使中亚地缘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作为国际事务中的新生力量,中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变地区内乃至世界上政治、经济进程和力量对比的能力。十几年来的历史表明,中亚国家已经并且必将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俄罗斯、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亚地区形势的发展。 在这场地缘政治变动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化。面对国际安全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本文尝试为中国的中亚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估。第一章从中亚地缘战略变化入手,从历史的视角系统地回顾了中亚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二章对比分析了俄罗斯、美国、中国对中亚政策的演进与发展,并就俄、美、中三国当前对中亚政策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对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国家政策的优势与劣势、成果与不足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一般性规律。第四章从人类安全观的发展历程入手,深入剖析了新安全观理论,并对基于该理论的上海合作组织进行了深刻分析,梳理了该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中亚国家发展方面的实践。第五章从中亚国家的政局、经济、安全、地区国家间的矛盾等角度,系统分析了大国政策影响下的中亚地区当前形势。第六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分析了中亚地区形势对我国的战略影响,并对此进行了客观评估。第七章总结了笔者在研究这一课题过程中得出的几点结论,并对做好我对中亚国家政策提出了几点对策思考。 俄罗斯、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我国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为维护和延长我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和可操作性,以期能为中国进一步完善中亚政策发挥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 2007 | 164 |
| 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 | 张娜 | 中央民族大学 | “民族过程”是前苏联学术界最先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本文以相关的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广泛吸收前苏联、俄罗斯、中亚及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田野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运用民族过程理论对中亚的现代民族过程进行研究，其中重点是对沙皇俄国统治时期，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亚进行民族划界并成立五个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过程进行综合研究。在历时性的原则下，通过对中亚民族形成及演变过程有重大影响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史事的分析，论证中亚民族形成、发展、变化等的特点，从中探索归纳现代民族形成的普遍规律。 通过对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中亚的民族过程是民族分化过程和民族联合过程交替进行的过程。在现代民族过程中，俄国对中亚的兼并，在中亚统一政权的确立，结束了中亚归并于俄国前三汗国分立的局面，客观上使得中亚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局面，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接近与聚合。资本主义关系在中亚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出现，使中亚各民族进入了现代民族过程。但沙皇俄国的殖民政策又阻碍了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中亚地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划界”，最终划分出了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民族，并据此迅速组建成了5个民族加盟共和国，使中亚地区族称混乱、民族居住区域混杂的状况有所改观。这是中亚现代民族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中亚的现代民族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唤醒了民族意识，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当地民族居民结构的有益改善，提高了这些民族的地位，满足了他们不断增长的民族自尊心，促进了民族的复兴，为中亚各民族聚合成社会主义民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聚合过程。同时，五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阻止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中亚的蔓延。中亚民族国家的划界及建立使这一地区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但分散、错杂的民族区域无法使民族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并成为这一地区各种紧张和冲突的策源地，直至今日。 对此事件有不同的评价。正面的观点认为，民族划界及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中亚各民族自由意愿的表达和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反面的观点认为，民族划界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完全不符合中亚当地的历史传统，不符合中亚的历史发展规律。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具体方案是在塔什干和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秘密做出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有更形象的表述，称中亚民族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大锤在被毁灭的文明残骸上打造出的新民族”。 总之，19世纪下半叶中亚归并于俄国拉开了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的帷幕。沙皇俄国统治时期的中亚民族过程是在俄国实行殖民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沙皇俄国对中亚各个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俄罗斯痕迹。而20世纪20年代进行的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及成立民族国家是莫斯科以苏维埃形式继续殖民的巨大成功。但它又为这些共和国日后脱离苏联，成为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综而言之，全文试图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以笔者之见，民族过程就是民族产生、发育、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因人为的操纵而改变其过程和方向。 | 2007 | 98 |
| 中亚以东南不同生态型绵羊品种群体遗传学的研究 | 孙伟 | 扬州大学 | 一、中亚以东南地域固有绵羊品种遗传多样性及亲缘系统的研究 以我国地方绵羊品种、滩羊、小尾寒羊、湖羊、同羊和洼地绵羊作为研究对象,并引用国外学者以相同实验方法获得的其他分布于我国周边国家的10个中亚以东南固有绵羊群体用作分析背景,采用多种群体遗传学分析思想探讨中亚以东南地域固有绵羊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及亲缘系统,结果表明: 1、经典聚类分析、主成份分析、STRUCTURE软件动态分类、遗传贴近度分析以及F统计量分析,均表明可以支持将中亚以东南地域固有绵羊群体划分为“蒙古羊系统”、“藏羊系统”和“南亚-东南亚羊系统”,各系统划分与其所处地理分布基本符合。 2、主成份分析表明前8个主成份的累积贡献率达86.186%,其中前3个主成份累积贡献率达50.172%,第一、二、三主成份分别解释总变异的23.3454%、14.4035%、12.4235%,主成份分析的2D和3D散点图基本反映群体间的遗传分化关系和亲缘系统构成;主成份解释总变异的比例越大,越能准确地反映群体间的关系。 3、利用适于多位点数据推断群体遗传结构的STRUCTURE软件得到的假定分类数为2类或3类是比较合适的,与聚类分析结果基本相同,而且更能揭示群体间的真实关系。 4、F统计量分析支持将中亚以东南固有绵羊群体划分为“蒙古羊系统”、“藏羊系统”和“南亚-东南亚羊系统”,三大亲缘系统间遗传差异较大;在所有座位“蒙古羊系统”群体间遗传分化系数最小,在共显性座位上“藏羊系统”的遗传分化系数最高,在显隐性座位上“南亚-东南亚羊系统”群体间遗传分化系数最大。 5、首次尝试选择“已知群体集团”中亲缘关系最先聚为一类的(即育成历史最长的)群体或组合群体视为单一始祖群或合并始祖群用于遗传贴近度分析,应 | 2006 | 242 |
| 我国海外钻井在中亚地区的发展战略研究 | 门廉魁 | 西南石油学院 |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与持续发展,我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供需矛盾目渐突出,而且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1993年我国再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2003年我国年产原油1.7亿吨,缺口0.97亿吨,对外依存度36%;2004年我国年产原油1.75亿吨,缺口1.22亿吨,对外依存度41%。这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而且今后的形势将愈来愈严峻。预计2020年我国年产原油1.8—2.0亿吨,缺口2.5—2.7亿吨,对外依存度52—60%。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走出去”的海外发展战略,近期又提出了更加务实的“能源外交”政策。只有“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有效地缓解我国资源的约束,才能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全面的、科学的、和谐的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积极贯彻国家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要率先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的战略目标,加快了国际化步伐。与此同时,集团公司工程承包与技术服务行业紧随跟进,大踏步地、卓有成效地进入了国际市场。但是,如何科学地、正确地选择战略区,确保经济地、安全地、高效地、可行地实现“走出去”的海外发展战略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 本文从选择战略区和实施策略思路入手,阐述了所作的分析研究及进行的生产技术实践验证。详尽的介绍了中亚五国的油气资源情况、政治经济环境、基本国策、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介绍了当地油公司及各跨国油公司的投资、经营策略情况;介绍了各跨国及当地工程承包、技术服务公司等竞争对手的情况;介绍了要想立足中亚地区所面临的,而且必须解决的钻井技术难题;介绍了中哈长城钻井公司的现状及在中亚地区的发展战略和实施策略。详细论述了利用中哈长城钻井公司实施以巩固哈萨克斯坦为基地,占据里海钻井市场、扩展到中亚地区,打通到中东的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文阐述了根据油气资源、开发成本、战略安全、战略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中亚地区为首选战略区的观点;根据国家与集团公司“走出去”的海外发展战略,以及发挥集团公司乃至国家整体优势的要求,我国投资公司,具体到CNPC内部投资公司与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必须携手共进,互相支持,充分发挥内部各方的互补性,特别是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必须树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在保证能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为投资公司在海 | 2005 | 161 |
| 中国及中亚地区荒漠化遥感监测研究 | 刘爱霞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 荒漠化是世界瞩目的严重生态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到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研究荒漠化的分布现状和动态变化趋势，将为荒漠化的治理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而荒漠化监测指标的研究是其关键问题之一。 本文在综合分析荒漠化的研究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在荒漠化指标选取原则指导下，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套适合于大尺度荒漠化监测的遥感指标体系，使用NOAA数据和MODIS数据定量反演了5个荒漠化遥感监测指标，分别对中国及中亚地区1995年和2001年的荒漠化分布状况进行了监测评价，并对7年以来的荒漠化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利用1982-2000年NOAA—AVHRR NDVI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中亚及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荒漠化多年变化。 主要研究成果与创新点如下： 1)提出了荒漠化遥感监测综合指标，并建立了监测指标体系 在前人研究荒漠化指标的基础上，结合荒漠化指标的选取原则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提出了适合于应用遥感进行大尺度荒漠化监测的荒漠化监测指标，并通过对监测指标和指标组合进行荒漠化监测精度的分析得出，改进型土壤调节植被指数、植被覆盖度、反照率、陆面温度和TVDI(土壤湿度指标)的组合在荒漠化遥感监测中的分类精度最高。根据荒漠化气候类型的不同，把中国和中亚地区划分为亚湿润干旱区、半干旱区、干旱区和高寒区四个区域，并对每一区域分别建立了不同的荒漠化程度遥感监测指标体系。 2)选择了适用的荒漠化遥感反演方法实现了研究区荒漠化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 利用NOAA和MODIS数据，采用适合于进行大尺度遥感定量反演的方法，对5个荒漠化遥感监测指标进行反演，得到1995年每旬和2001年每16天的各个监测指标数据，建立了荒漠化遥感监测指标数据库。并对反演出的各个荒漠化监测指标在中国以及中亚地区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 3)确定了荒漠化最佳分类方法，实现了中国荒漠化现状评价和动态监测 在荒漠化监测试验区科尔沁沙地，通过对非监督分类、最大似然法(MLC)、和决策树三种分类器的精度比较，得出决策树的分类精度最高。在荒漠化遥感监测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各个监测指标反演结果的基础上，利用生长季MSAVI累积值、生长季平均反照率、生长季平均陆面温度、年最大植被覆盖度和生长季平均TVDI值共5个指标，用决策树分类方法对中国1995年和2001年的荒漠化现状 进行监测分析，并对1 995一2001年的荒漠化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中国荒漠化呈整体扩展，局部改善的趋势;荒漠化发展的速度大于逆转的速 度。 4)实现了中亚地区荒漠化现状评价和动态监测 中亚地区对中国干早区半干旱区的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通过使用基于中国 荒漠化土地样本建立的荒漠化遥感监测指标体系，对中亚地区相对应的四个分区 1995年和2001年的荒漠化状况进行了监测评价，并分析了1995一2001年的荒漠 化动态变化情况。按照国家进行荒漠化土地统计表明，中亚6国的荒漠化发展速 度大于逆转速度，呈整体扩展，局部改善的趋势。 5)采用植被萌芽事件分析植被与非植被区界线多年变化 使用1982一2000年skm分辨率的NOAA-AVHRR NDvilo日合成时间序列 数据集，根据区域内是否发生过植被萌芽事件，估计了每年中亚及中国干早半干 旱区的植被与非植被区的界线，并对18年的植被区界线进行GIS的叠加，分析 了多年的界线变化情况。干旱半干旱区的沙漠界线具有很强的变化性，在沙漠的 中心地带从来没有监测到有植被的分布，然后从沙漠经沙漠草原，然后过渡到典 型草原带，有植被萌芽事件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大。 6)利用NDVI变异系数(CoV)分析了中亚及中国干旱半干旱区荒漠化动 态变化规律 根据1982一2000年NOAA-AVHRRNDvllo日合成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计 算了每年的NDvi变异系数(CoV)，然后用最小二乘法求得18年的NDvi CoV 坡度，即CoV多年变化趋势。通过分析COV坡度的变化，对中亚及中国干旱半 干旱区的多年荒漠化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并通过分析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多个气 象站的降雨和温度数据表明，荒漠化发展趋势不仅与降水有一定关系，而且与近 年来温度的升高密切相关;而在有人类活动干扰的区域，每个像元的COV坡度 变化揭示出了土地荒漠化趋势同时受人为因素的严重影响。 | 2004 | 146 |
| 现代中亚社会发展状况与趋势研究 | 汪金国 | 兰州大学 |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n society is a complex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contact andcommunication,conflict and conf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ll sorts of cultures.Around 18th century the main culture and dominating social forces in Central Asian area were knownto be Turki-Islamic ones (Tadzhik was not included in Turki factors). After then, Russia graduallycontrolled Central Asia, and one kind of Russian cultures began to play a role in Central Asiancountries. This kind of influence had been becoming deeper and stronger till the disintegration offormer Soviet Union in 1991, and kept depositing and amalgamating even after the breakup. Clearl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s inevitab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ussia, whilethe major tasks facing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n societies are to inherit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Russian times, correct certain extreme abnormalities of that time, and pursue a self-fitteddevelopment way and mode of their own.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entral Asia once more came to the front ofinteraction between many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in the global stage. On the development road ofCentral Asian societies, surely there will be many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converged. The collisionof these factors will forcefully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rections of Central Asiaarea, and deduct an either visible or invisible, could-sustained-to-future communication or contest.What’s more, with the high-tech (including advanced military equipment)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day and the continuous imping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s possibleduring the peaceful communication of all sorts of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Obviously, in Central Asia there exists not only amalgamated and assimilated indigenous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of ancient Central Asian nationalities, but also newcomers , such as westernculture,Islamic culture、Russia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 Hence, when the native cultures andforces communicated and merged with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so b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contest and dispute between native cultures and alien cultur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andintercross of these influences, peaceful cultural sp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will coexist withnon-peaceful contest and clash at the same time. S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n societies will possibly have manysimilarities to its past history, but also could be a complex process of contest and clash between manyimportant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means the slowdown, even the end of central Asia’sRussianized process, meanwhile, it also opened doors for other cultures to develop and spread. Afterover 200 years influence of Russian culture, Central Asia began its return to Islamic and the world.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can show how this phenomenon is appearing. First of all, the long-term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of Russia added a new element in thecultural and social forces—Russian factor (especially in language and nationality). Central Asia thusentered an epoch of Turki-Islamic-Russian culture. In brief, the Turki made up the major nationalities (except Tadzhik) and Turkic language. The Arab brought Arabian characters (once spelling Turkic inArabian letters) and soul-deep religion. The Russian brought the Russian nationality and theirlanguage, as well as moder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ode which fitted the modernsociety even better. As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 it still exists as an indivisibleinteger.Seco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former Soviet Union offer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ajornationalities in the Central Asian area to establish their own nation countries. And five principlenation countries were set up one by one, i.e.: Kazakhstan, Uzbekistan, Tadzhikistan, Kyrgyzstan andTurkmenist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ve independent countries will nurture more cultures andsocial fo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ll increase gradually. However,to protect everyone’s own benefit, contest and clash will be inevitable.Third, the thirst of Islamic nationalities in the Central Asian area to go back to the Islamic worldand Neo-Russia’s wanting to abandon this area, paved way for the outside Islamic thoughts,especially the renaissance of Islam risen in 1970s. The result is that a new Crescent region, includingAfrica, the Arabian area and the Central Asian area, was formed. No doubt, Islamic culture is animportant element of modern central Asian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Four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former Soviet Union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push forward their global strategy, and spread their thoughts and ideology world wide with fewerbarriers.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the cultural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Central Asian area and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West, were almost ceased since Russiacontrolled this area around 18th century. Now the interven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ts socialinfluences, made central Asia’s feature as a “distributing center” even prominent and the distributingcontent richer and more colorful.Fifth,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never reached Central Asian area directly sinceRussia controlled this area, b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former Soviet Union gives a chance for theChinese culture to go back again. However, since China now is adjusting and reforming its economicand political system, its influence to outside world is comparatively weak, which restrained itsfunction in central Asia. Nevertheless, one thing needs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that the need andthirst of central Asia to learn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period of“novelty”.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Chinese craze” “geomantic omen craze” “martial arts craze”, aswell as their gradual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us theory and the nation’s development.To conclude, we are sure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e. indigenousTurki-Islamic-Russia element, and non-native Russian culture、the Islamic culture and the westernculture will last a long time in the Central Asian area. As an attributing center, Central Asia will be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major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for a long time. Also it will be a long andstep by step process for China to maneuver its influence. Due to geopolitical advantage, this influencewill be unavoidable. Simoutanieously, Central Asia society will develop quicker and stronger underthese pressures, finally improves its own compet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 2003 | 177 |
| 中亚五国和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的比较研究 | 张树昌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1991年中亚五国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国家：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中亚五国和中国现在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由于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状况、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每个国家实行了不尽相同的社会政策，并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中亚五国和中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异同点，力求揭示中亚和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有的规律性的东西。全文由导论和六章组成，约12万字。 导论 第一节说明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欲突破的难点，扼要地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在中亚研究和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论文写作过程。第二节介绍了中亚五国和中国的基本情况。 第一章 中亚国家独立前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政策和社会问题。 苏联时期，中亚五国名义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上执行的是苏联的统一的社会政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亚一样，实行的是闭关的政策，政治上是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亚国家和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不尽相同，各有特点。 第二章 中亚五国独立后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中亚五国独立后，面前有相当多的困难和难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要解决当时严重威胁到国家独立和生存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如何走向国际社会的问题。经过十年的发展，中亚国家基本摆脱了经济危机，人民生活开始改善，社会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尽管中亚五国独立后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第三章 中亚五国和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 社会发展战略是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社会政策是为实现社会发展的任务而采取的方法与手段。中亚五国独立后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原有的社会发展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并推出了各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由此导致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第四章 中亚五国与中国社会领域的变化 中亚五国体制的转轨，导致了中亚各国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社会政策、社会形势也随之改变，社会问题明显增多。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治、经济等方面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五章 中亚五国和中国现有的社会问题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时代的产物，因而带有时代的特征。中亚国家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都带有转型的痕迹和特征。社会问题包含的内容较多，在中亚和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在：失业、贫困、犯罪、人口、生态、科教文卫 等方面。 第六章与中亚五国和中国社会变化有关的儿个问题 中亚五国与中国近年来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明显与物质条件的变化、人 们的观念变化和社会控制能力的变化有关。在上述各方面，中亚五国与中国存在共同点，但 也有很多的不同。这种同与不同的背后存在政策的层面，同时也存在规律性的东西。同时， 社会政策、社会问题与改革、发展、稳定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 2003 | 102 |
| 中亚地球物理与构造格架 | 王隆平 | 中南大学 | 利用地球物理研究地壳的深部构造，不仅为地壳的演化和大陆的形成等基础理论问 题的深入研究提供证据，而且对划分大地构造单元、分析和预报天然地震的活动性以及 研究各种矿产的成矿规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文通过对地球物理信息的综合解译，在莫霍面等深度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具新意 的中亚地区的一级构造系（缝合线）－“两隆两坳”构造格架。并提出沿着一级构造系 是寻找贵重、有色多金属矿产的有利地带，而介于一级构造系之间的内陆沉积盆地是寻 找石油和天然气的理想场所。 通过对航磁、布格重力、卫星磁力、现代地貌、现代地震以及地震层析成像反演等 单一方法反映出来的深部构造的深入研究，并从210km、130km、50km、20km与浅地表 等五个不同深度上划分了中亚地区的深部构造格架，论文首次提出了中亚地区不同属性 的地质块体受三组主干基底构造控制，即：东西向、北东向和北西向三组基底构造系。 认为：约在50km深处、三组主干基底构造系以1000km左右的间隔分布；约在20km深 处，三组主干基底构造系派生出若干组等间距密集的深部构造网，三个方向构造网的间 距约为200～300km。这一构造体系对中亚地区的大地构造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内陆沉积盆地的基底构造研究，认为这两个盆地的深部 均存在前寒武古老基底，且它们均受上述三组深部构造系的控制，同时也遭受到北西向 和北东向构造的破坏作用。尤其是塔里木盆地，以前我们总认为具太古代结晶基底的塔 里木地台应该是坚不可破的铁板一块，但实际上北西向的构造运动最终将塔里木中央纬 向深断裂切断，使得82°以东的塔里木地块向北整整推移了近50km。这一发现将对塔里 木盆地基底构造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中亚地球物理场特征-基底构造-已知大型矿床分布规律的系统研究，论文 着重探讨了在中亚地区寻找大型、超大型多金属矿床的基本原则；大型、超大型多金属 矿床除受构造缝合线控制外，同时受三组基底构造的控制；大型、超大型多金属矿床位 于“两隆两坳”构造缝合线的两侧和三组基底构造相交的复合部位。这一发现为今后中 亚地区（特别是新疆）进行大型、超大型多金属矿床成矿预测奠定了基础。认为1000km 左右间隔的二级构造系控制了中亚地区的超大型多金属成矿省，并提出了中亚两个典型 的超大型多金属成矿省；西南天山多金属成矿省和矿区阿尔泰-阿尔泰多金属成矿省。 认为200km左右间隔的三级构造系控制了中亚地区的大型多金属矿集区，并提出了新疆 境内有望成为大型-超大型矿集区的三个目标区：阿尔泰南缘多金属矿集区、吐哈盆地 南缘多金属矿集区以及南天山多金属矿集区。 本文收集了中亚地区区域地质、布格重力、航磁、卫星磁力、地震层析成像、现代 地貌、现代地震、同位素、已有矿床分布等多源地学信息的最新成果，首次利用地理信 息系统（GIS）、重磁数据处理软件、先进的图像处理软件对中亚地区的多源数字化数据 进行集成，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总结规律、从中提取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为判识和综 合解译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从地球物理角度提出了一套研究中亚地区大地构造的新 思路、新方法。 | 2001 | 116 |
| 新疆北部中亚型造山与成矿作用 | 秦克章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瞄准新疆中亚型造山与大规模成矿的某些关键科学问题,立足于古生代矿床时空分布的基本地质事实的野外调查研究,从充分整理消化前人大量研究成果资料和与中亚邻国构造—成矿格局的综合对比分析入手,分析厘出主要的火山-侵入岩带和成矿带,选择那些有争议的关键区段进行重点解剖,辅以岩石学和高精度同位素年代研究。将造山作用与成矿过程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尝试从板块构造角度来认识北疆矿床时空分布关系及演化序列,以金属矿床时空分布样式作为大地构造环境的标志和限定,提出并论证了新疆大地构造演化——元古代古天山洋与古生代准噶尔多岛海两期大洋模式。以为寻找大型矿集区的战略靶区优选提供科学依据。 1.中亚型造山带与海西期大规模成矿 中亚地区以古生代多陆块拼合造山、中新生代陆内造山与山盆体系构成独特的地质构造格局。中亚型造山带具有多块体、多缝合带镶嵌、山盆耦合的大地构造格局,地壳经历了古生代地块拼合增生过程和中新生代陆内造山过程;陆块规模小于现代大陆板块,陆间洋盆小于现代大洋;多期蛇绿岩、高压变质岩、富碱花岗岩带的发现,指示地壳增生过程复杂多样;地壳经历了多旋回的造山和增生;中亚大型—超大型矿床总体上表现出网格状(矿结)分布特征和聚矿带的菱形镶嵌状展布规律,相比之下,环太平洋与特提斯成矿域则更具有“线性”特征;海西期的碰撞造山与成矿作用具有多岛海特征。 对新疆北部50余个已知矿床系统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揭示出海西期(400～250Ma)是本区有色和贵金属成矿高峰期。整个北疆地区陆相环境中金、铜-镍、锡、银等矿床主要就位于晚古生代末碰撞造山挤压-伸展转变期,与大规模的块体旋转、压剪、走滑拉张以及陆内俯冲造山等独特的现象有成因联系。铜和铜镍矿,主要集中于中泥盆世、石炭纪和早二叠纪。金矿跨越时限为泥盆纪一早三叠世。其中早石炭世,主要为火山岩浅成低温型金矿床,晚石炭世一早二叠世以形成韧性剪切破碎带型金矿为特征,二者共同的特点均产出于俯冲带的边缘带近陆一侧(岛弧带-弧后盆地交接部位)。 说明晚海西期构造、岩浆、成矿作用对北疆地区具有较普遍的和重要的意义。对晚古生代花岗岩、陆相火山岩、镁铁-超镁铁杂岩的系统总结为上述认识提供了岩浆作用性质方面的证据。 2 北疆主要金属矿床划分为7大构造阶段产物 在前人基础上,按照板块构造观点并结合最新的系统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将北疆古生代金属矿床(兼顾某些构造环境指向明确的非金属矿床如石棉、滑石等)划分为七大构造阶段组合: Ⅰ.稳定古陆环境中的前寒武纪矿床 Ⅱ.裂谷发育期(初始拉张期)矿床、 Ⅲ.洋壳(小洋盆)扩张阶段矿床、 Ⅳ.板块汇聚边缘早期过渡壳扩张阶段矿床、 Ⅴ.板块汇聚边缘晚期阶段挤压陆缘环境矿床、 Ⅵ.碰撞造山期矿床 Ⅶ.造山期后伸展构造阶段矿床。 3.发现新的兰闪片岩露头,矿物组合呈石榴石-白云母-绿泥石-方解石-兰闪石组合,系副变质岩。位于昭苏县南西图拉苏达坂,在已报道的阿克牙孜河上游兰闪片岩西侧约100公里。 4.依据放射虫硅质岩确定巴音沟蛇绿岩套时代上限不晚于晚泥盆世 | 2000 | 207 |
| 论影响中亚稳定的两大因素：伊斯兰教与大国争夺 | 常玢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论文论述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发展的历史，以及冷战结束后大国势力在这一 地区的角逐与争夺，侧重论述苏联解体以后中亚伊斯兰教的状况及与地区稳定的关系。 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开始对中亚进行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宗教 传播。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亚，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中亚地区在历史上 曾经繁荣过，是各种文明交融、汇集、碰撞的舞台。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相当不均衡， 呈由南向北依次减弱状。同典型的近东穆斯林国家相比，中亚伊斯兰教属于区域型，边缘 型，此为其一。其二，由于中亚在地缘上具有“双重边缘性”，处于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 交汇处，相应地也就有“早期伊斯兰化”和“晚期伊斯兰化”的划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以后，也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当伊斯兰教通过 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传播进来以后，便以顽强的生命力迅速蔓延。 沙皇俄国向中亚地区的扩张始于十八世纪中叶，哈萨克草原是首选目标。俄罗斯是东 正教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势力没有东正教大，但沙俄统治者仍对伊斯兰 教采取了一种宽容、理解甚至是支持的政策。中亚伊斯兰教在当时既保留了其固有的特点， 也有鲜明的地区特色。与此同时，沙俄的统治也给中亚地区带来了欧洲工业文明的讯息， 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中亚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为巩固对 中亚的统治，沙俄对伊斯兰教实行控制与利用的两手策略。随着海上航运的开辟，古代丝 绸之路也随之趋于衰落，中亚社会特有的封闭性开始显现。沙俄的崩溃促进了中亚各族人 民的觉醒。从此，中亚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十年是处理 民族宗教问题比较谨慎的时期，在中亚采取了一些既有别于俄罗斯又符合中亚实际情况的 宽松政策和措施，甚至沙俄时期某些有关伊斯兰教的规定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勃列 日涅夫执政后，在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超越阶段思想的指导下，对待宗教的极左倾向十 分严重。尽管长期无神论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宗教的社会作用，但伊斯兰教似乎有更 顽强的生存能力，植根于信教群众心中的宗教信仰仍孕含着巨大的社会潜能。戈尔巴乔夫 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对宗教和宗教组织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 期受压抑的中亚伊斯兰教呈复苏态势。苏联解体使中亚地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已 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便乘虚而入，迅速蔓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 由于社会历史状况不同，中亚五国伊斯兰教复兴的程度也各有特点，发展是不平衡的。 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较早接受了农耕文明，而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长期从 事游牧生活。由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各国的时间不同，伊斯兰教对中亚各国的影响表现为 由南向北逐渐减弱，即在中亚，塔、乌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较深，而哈、吉和土受伊斯兰 文化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在哈北部地区，东正教的影响甚至比伊斯兰教的影响还要大。 哈萨克斯坦经常使用“伊斯兰复兴”这个概念，但哈的伊斯兰教从复苏到复兴的过程 也是当地穆斯林群众宗教意识增强和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它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 展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哈当代社会文化、宗教的多样性，具有植根于欧亚大陆历史 的深厚渊源。这种多样性的现实，客观上不允许某一种宗教在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乌 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显然更广泛、更活跃、更深刻。伊斯兰因素在乌民众意识中 根深蒂固。由于吉尔吉斯民族长期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伊斯兰教对其影响要比乌和塔 弱。他们似乎保留着拜物教的形式，对伊斯兰教规和仪式的遵守则多限于生活层面上。伊 斯兰教之所以能在塔吉克族中历久弥新，是回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信仰还仅仅 是一种生话方式，尚未成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信念。苏联解体以后；土库曼斯坦的国内 政治气氛骤然宽松，加之受周边伊斯兰国家影响较深，伊斯十运动亦比较活跃。但同中亚 其他国家相比；土库曼斯坦是伊斯兰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亚各国伊斯兰复兴运动大多停留在文化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 复兴。但是若不加以必要疏导，极有可能对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中亚各国 独立后，相继颁布宪法和法律，确立了民主、世俗、法制的国家政体和发展万向，为防l卜 宗教干预国家社会政治主活提供了怯律保障。由于这一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民? | 2000 | 74 |
| 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 | 孙壮志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本论文从全球格局和地区格局的宏观角度对中亚五国进行研究和定位，着重探讨中亚 国家如何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选择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中亚地区各种国际因素的互动 关系以及在新格局中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本文侧重于探讨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及 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立足于中亚地区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 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中亚五国的独立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一种结果。没有两极世界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中 亚国家不可能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获得国家独立。中亚五国的独立，是国际形势急剧转 变后的一个成果，不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带有偶然性，突发性，进入国际社会有不少 困难，是个长期的过程。同时，这些国家又处于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当中，受到政治格局变 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冷战后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冲击到该地区， 使中亚的政治走向、国家安全都充满变数。 中亚五国独立后，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中亚国家的地理位 置、资源状况决定了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容易受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地区形 势变化的影响，对外部力量的抵抗能力比较差。中亚国家准备重新成为亚欧大陆上国际交 往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利用资源这笔“财富”富民强国，这对中亚国家尽快进入国际大家 庭，与世界经济联成一体，是有益处的。参与中亚资源竞争的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亚国 家在“夹缝”中面临着压力与选择。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大国，经济相对发达；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国家相对弱小。尽管国力差别比较大，但它们都是支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 序的一支新生力量；是国际合作的推动者，因为它们与俄罗斯、美国、中国、欧洲国家、 东亚国家、南亚国家、西亚国家都能够对话。中亚国家本质上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是新的 发展中国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都是有限的。面向地区之外的国际合作，是中亚五国发 展对外关系的优先目标之一。作为年轻的独立国家，中亚五国政府为成为国际社会中享有 充分权利的一员，非常重视参加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 中亚国家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中亚国家缺少资金， 又急于发展本国经济，本国的金融体制也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国外经济危机的影响。周 边经济环境也不利于中亚国家，由于对外贸易中周边国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 中亚这些内陆国家更是重要，但中亚国家周围基本上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有些甚至是 相当贫穷的国家。中亚国家远离世界经济的中心和主要的消费市场，地理上最近的相对发 达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目前中亚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包括参与独联体国家和 邻近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发展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有经济前景的国家 的经济关系。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断得到加强。中亚国家更关注地区外的经济合 作和努力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把实现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中亚的安全和稳定经常受到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由于国力有限，为了巩固和维护 国家的独立，中亚各国在安全上一方面努力创造一种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国际 保障”。美国等北约国家进入中亚地区以后，不仅发展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关系，还与这些 国家建立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使俄罗斯感到本国在中亚的利益受到伤害。中亚五国独 立后，俄罗斯虽然减少了在中亚的驻军，但仍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中亚国家参与国际生活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稳定地区形势；第二，在国际组 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第三，谋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后，积极与世界卜 的各种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发展关系，目的是希望借助于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帮助中亚 国家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提高国际地泣，加入和参与亚欧大陆上的各种一体化进程，予 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援助。 中亚五国凭借特有优势在新的国际洛局中能够成为非常活跃的变量，对主要的力量中 心来说，中亚都是要极力争取的对象，因为中亚可以是一种增量，也可以是～种减量，即 在中亚争取到了主动权自身的力量使会进一步增长，反之则会被明显削弱。中亚五国以积 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生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亚国家追求的国际地位与国际 社会认同的程度还有距离，需要进一步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 中国与中亚地理卜唇齿相依，两极格局的终结使中国和中亚国家重新有机会发展新的 战略合作关系。中亚五国同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系；中亚为中国经济，特别是 中国西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与中亚在国际卜有许多共同语言，许 多客观因素诀定了必须加强合作。中亚国家认为，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这是一个具有战 略意义的问题，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可以为中亚国家内部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 2000 | 88 |
